复旦大学副校长：自主招生是高校选才能力的竞争

　　社会改革是个特大命题，各界尤其关注。在这个改革领域，我们关心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如何和“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原因在于自上而下的社会领域改革被证明往往与基层的实际情况有一些出入，而自下而上的改革往往缺乏系统性和可推广性。如何实现充分发挥上层的强大推动力以及调动基层的改革动力有效结合是当前最大的挑战。只有上下有效结合才能使得社会改革这一与普通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最终能惠及所有居民。

　　为了配合学业水平测试的全面铺开，自2015年起，复旦大学在上海的自主招生笔试(正式名称是“复旦水平测试”，俗称“千分考”)将取消。这是否会影响复旦不断推进的自主招生改革进程?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表示，自主招生本来就是每所高校天然的权利。

　　现实的情况是，长期以来，“国内的高考招生制度比干部选拔制度还要统一”。蔡达峰认为，选拔人才的能力，是高校办学能力的重要方面，如何在选拔标准、规则公平、乃至培养质量等方面向社会证明自己的声誉，这既是大学的自我挑战，也需要政府进一步放权，使高校真正承担好主体责任。

　　自主招生是高校天然权利

　　《21世纪》：“千分考”是复旦在自主招生实践中探索出的有特色的考试，取消之后是否会影响复旦在招生中对学生的评价?

　　蔡达峰：“千分考”与高中学业水平测试，都注重对学生学业情况的综合考察，比较相似，信息量很大，技术上有替代性。

　　《21世纪》：“千分考”是近年来一直鼓励和推广的高校自主招生改革中的新探索，以统一的学业水平测试取而代之，这对于自主招生改革会不会是一个不那么积极的信号?

　　蔡达峰：自主招生是高校的天然权利。你能想象全国的企业统一招工么?公务员是全国统一考试，但也不是统一录取的。我们的高校全国统一招生，比干部选拔制度还要整齐划一，统一考试集中录取，像批发一样来做，来不及考虑个案的情况。如果要充分照顾到每个学生的情况，那需要所有的高校及其老师都来参与到这个工作中。

　　自主招生的尝试，就是基于这样的判断--朝这个方向改革是大趋势。但是改革迟迟没有推开，仍然局限于试点。如果现在来考虑推开的话，还受到录取批次的限制，也就是说总体上的格局不是平等的。进一步改革的话，要让各个高校能平等地参与进来。

　　《21世纪》：在原来不平等的格局中，一些高校是受益者，而如果全面改革了，他们就会丧失招生“特权”。对此你怎么看?

　　蔡达峰：自主招生试点并不是改革的目的。事实上，在这一轮自主招生改革启动之前，复旦就主动取消了加分政策--按照有关规则，可以让中意的学生获得最高20分的加分--在对外公布录取分数线时，也没有把加分算进去。

　　每个高校都有招收好学生的动机，但是大家所设定的优秀学生的标准是不完全一样的，它反映了各个高校的特色和自己的培养目标。自主招生表面看是对生源的竞争，说到底是高校之间选拔人才能力的竞争。自主招生改革的不断深入，是高校的自我挑战，也是能力提升。

　　让高校与社会直接平衡

　　《21世纪》：自主招生是整个高考制度的一部分，也是近年来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主要着力点，为什么进展并不快?

　　蔡达峰：高考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遵循教育规律。它是高校和考生之间的相互选择，这两者才是高考制度的主体，不能牵扯太多的利益相关者。从根本上说，它是社会教育资源的分配，主体有权利、责任和义务。

　　政府对理顺关系的意图是有的，但改革的勇气和智慧还不够。政府对高校可能还有顾虑，还有不放心。社会对政府也有压力，诸如此类的原因，使得政府很谨慎地谈论高考改革。

　　原来高考和招生全部都由政府主管，是标准的全国统一制度，学校和考生都是按照政府的规定来选择和接受结果府要从这样的角色中脱身，转变职能，有个社会认同的过程。因此如果要改革，社会和政府对高校和学生的自主权要认同，要充分估计到这个权利行使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把这种问题与改革方向区别开来，并在改革中加以克服。

　　《21世纪》：如何能够推动形成上述共识?

　　蔡达峰：刚才说到，我们有全国统一招生计划，其中政府之手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校本应是独立主体，但由于他们高度依赖于政府，所以就比较被动，很怕引起麻烦。学生在高考过之后就不太关注这个改革了，也有主体作用怎么发挥的问题。从整个社会来看，因为对公共服务事业的评价比较模糊，大家对自主招生乃至高考改革的讨论，远景目标也不是很清晰。

　　实际上，高考招生是学生与高校的关系。学生完成学业开始就业以后，是他与市场的关系。主体界定清晰之后，必须消除公共资源配置中的体制障碍。现在公共服务的分配还主要是行政计划的方式，政府必须转变职能，自我改革，希望公共服务的社会化进程更快一些。

　　在这个过程中，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是个瓶颈。改革需要顶层设计，并且应该发挥上下双向的积极性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