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淦生
在中国封建时代，基本上没有一本真正的母语教材。民国时期，曾经出现过语文教学的短暂繁荣，并且出现了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吕思勉、朱自清、陶行知等一批“大师级”的教育行家及语文教育家。但是，由于时间短暂、战乱频乱，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隔膜，这段时期的母语教学未能形成很有影响力的成果。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中小学语文教材，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以鲜明的色彩体现强烈的国家意志；另一个鲜明色彩是“苏式标准”。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国际形势下，急切希望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老大哥”全面对接，以快速汲取现代工业知识体系和经验。
1949年秋，新中国第一批小学生使用的语文教材是以叶圣陶等人主编的解放区“国语课本”为基础的修订本，新中国第一批中学生拿到手的也是以老解放区的“中等国文”为蓝本修订出来的一套临时课本。这些课文的特点是高度重视思想性，有较强的政策观念。
1950年12月，新组建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着手编辑出版新中国首套正式语文教材。这套教材遵循着“听说读写四项并重”的教学原则，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教材存在着总体分量太轻、语文训练和语文知识重视不够、没有系统、各类文章混编、不分单元、缺乏科学性等问题。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和1953年改编出版的语文课本，具有强烈的气息，课本中涉及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非常突出。为了在知识体系、教育体系上与苏联全面对接，大量的苏联作品被选入语文教材。这些作品多反映苏联现代生活，其中不乏佳作，也有一些色彩浓厚，文学色彩较弱。
1958年掀起的“”狂潮在当时的语文教材中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止了语言和文学课程的分科，一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文学作品被时文取代。
1966年，“”开始。人民教育出版社横遭解散，编辑们下放劳动，各地自行编写的“革命教材”五花八门，十年文化浩劫在新中国语文教材上留下了荒诞的一页。
“”初期曾明确要求“语文、合并”。在这一精神的导引下，有的地方甚至把语文、、历史合并在一起，取名“政文课”；有的地方将、语文、音乐、美术合在一起，称“革命文艺课”。
1977年，复出主持工作，立即指示恢复中小学教育秩序，重组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编写教材。一直处于混乱状态的中小学教材编撰工作开始走上正轨，但此时的语文课本仍有浓厚的色彩和左的痕迹。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等文章就被编进了小学课本。
1978年，一个真正的新纪元的开始。中小学生拿到了和过去完全不一样的新书。这套课本清除了时期的谬误，吸取了国际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经验，进行了教学内容的现代化改革。1978年版小学语文第一册，在三篇内涵课文之后，紧接着的五篇课文都是有关科技、自然、社会的内容，通过这些内容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爱”的教育。
1978年至1980年，国家草拟和修订了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这之后的中小学语文教材，真正的范文逐渐增多，特别是古典诗文的比例加大，有关宣教的内容大幅减少。
到了80年代后期，中小学语文教材选编者的思想更为解放，过去认为“不讲”的篇目都得以入选。外国文学作品也不再过分青睐苏联文学。一些描写西方近代科学家、思想家或艺术家的作品也入选教材。
新旧世纪之交，社会上对语文教材和教学的反思日益升温。本世纪初，国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以人为本”的精神下，每一个学生个体的发展得到了空前的重视，注重听、说、读、写等工具化因素之外，语文课本选材注重人性化、科学化和国际化。
新世纪之初的课改更加放开了教材的编纂，使语文教材迅速从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统天下”发展为各地版本“群雄并举”，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域甚至可以使用不同的版本。在新教材中，环境意识、生态观念得到了更多的体现。
从挂帅到人性追问，这不但是新中国语文教材走过的历程，也是我们民族生存状态的投影。建国60年社会价值的快速变迁，映射在语文教材中，令人感慨无限。（来源：科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