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慰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累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篆，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馀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
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为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
译文
苏轼启：近来分别后，多次承蒙你写信问候我，详知你日常生活很好，深感安慰。我生性刚直、待人不周到，所学不合时宜、能力见识低下，因而遭贬多年，不敢再自居于达官贵人的行列。自从渡海北还，见到平生的亲戚故旧，不知为什么都象隔世人那样生疏，何况与你没有一天的交往，而怎么敢希求彼此结为朋友呢？几次蒙你亲来我处，交谈间情意亲切如同旧友一样，欣幸已极使人出乎意料，这简直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
你给我看的信和诗赋杂文，我阅读得很熟了。大致都象行动着的云和流动着的水一样，本来没有固定的形式，常常是应该流动时就流动，不能不停止时就停止，文章条理自如，姿态多变而不受拘束。孔子说：“语言缺乏文采即使能流传也不能流传很远。”又说：“文辞以能表达出意思即可。”那么文辞仅仅在于表达出意思，就似乎不需讲究文采了，完全不是这样。要探求事物的微妙所在，就象拴住风捉住影那样困难，能使所写的事物在心里彻底明白，大概在千万人中未必能找到一个，更何况在口说时和手写时也能表达得很明白呢！做到这样才可说是文辞能表达出意思。既然文辞能将自己意思清楚地加以表达，那也一定是富于文采的。扬雄好用艰深的语言，掩饰本来是很浅近的道理，如果直说出来，是人人都懂得的。这种作文方法正如他所说的是雕虫篆刻（只注意雕琢字句），他的《太玄》、《法言》都属于这一类。杨雄唯独后悔作赋，是为什么呢？他一生讲求雕琢字句，《太玄》、《法言》和赋相比较只是在音节上略有改变，便称为经，可以吗？屈原作《离骚经》，是变风、变雅的发展，虽与日月竞放光彩也是应该的，难道可以因其文体与赋相近似而说它是雕虫小技吗？如果贾谊能见到孔子，他的学行可以超过“升堂”而达到“入室”的境地：扬雄竟然因贾谊作过赋便鄙视他，甚至把他同司马相如一样看待。扬雄见识浅陋象这类的例子很多，这一点只可与明白事理的人谈谈，很难同一般人讲清楚的，这里因论述文章偶然说到这个问题。欧阳修说，好的文章如纯金美玉，市上价钱是有规定的，不是人们靠口说就能定出它的贵贱。我的话很拉杂，对你哪能有益处，非常惭愧恐惧。
你要我为惠力寺法雨堂写“法雨”两字，我本不善于写大字，勉强写毕竟写不好，加之船上地点狭窄不好写，故未能照你的嘱咐办理。然而我正好要经过临江，当往游惠力寺。或许惠力寺的僧人想让我写点什么。一定写上几句题留院中，以安慰你思亲的心意。今天到达峡山寺，稍作停留就离去。彼此相距越来越远，千万希望你随时爱护自己的身体，其余不一一细说。
赏析
《答谢民师书》书又称《答谢民师推官书》，文章写于元符三年（1100）。当时谪居琼州的苏轼遇赦北还，九月底路过广州。担任广州推官的谢民师多次携带诗文登门求教，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结下了情谊。苏轼离开广州后，两人继续书信往来，《答谢民师推官书》是答谢民师的第二封信，是一篇书信体文论，作者用生动简洁、舒展自如的笔墨，称赞了谢民师的诗文，并借此总结了自己的创作经验。信中指出，文章要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这篇书信是苏轼文学创作基本观点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