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官因是“党羽”老死精神病院？

“”中，“”的三个主要人物、和都是在上海起家的。“”中的上海市委与革委会的主要成员，也有不少是和“”沆瀣一气的同党，马天水就是其中一个。不过，与其他人有所不同的是，这位被尊为“马老”的马天水，并非靠起家的暴发户，而是颇有一番革命历史的老干部。
　　
　　颇有声望的“识途老马”，反戈一击，站到了“正确革命路线”上。
　　　
　　马天水，1911年出生，河北唐县人，早年当过小学教员，从青年时代就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晋察冀解放区从事地方工作。全国解放以后，马天水调到安徽省任省委副书记，分管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50年代以后，他被调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专管工业。
　　
　　马天水高高的身躯，微驼的背，很早就谢了顶，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得多，所以不到50岁就被称为“马老”。马天水穿着很朴素，一身灰蓝布中山装，脚穿长统纱袜和圆口布鞋，不嗜烟酒，是个“工作狂”。那时上海的一万多家工厂他去过的少说也有五六千家。他每到一个工厂，或是向干部、工人了解情况，或是直接参加劳动，在炼钢炉铲钢渣，在码头上搬运麻袋包，所以在上海的群众中声望很高。
　　
　　由于马天水对计划经济下的上海工业生产情况十分熟悉，所以每一届中共上海市委都离不开他，到了接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以后，还是想到要用他。
　　
　　的资格没有马天水老，原来在党内的地位也没有马天水高。“”开始后，凭借的推荐和的提携，当上了“”的副组长。马天水一度对运动影响生产有所不满，在1966年全国工交会议上发过牢骚，当场受到主持会议的的批评。事后，找马天水做工作，希望这匹“识途老马”及早转弯子，“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1967年初，、、、、等人勾结在一起，乘天下大乱之际，首先在上海进行篡权活动，刮起了所谓的“一月风暴”。事前，等集会集中目标攻击上海市委，接着他们制造了沪宁路全线停车的“安亭事件”，又制造了“康平路武斗事件”，使上海市委及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1月4日，、回到上海与亲信密谋。同日，他们夺了《文汇报》的权；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6日，在、策划指挥下，以为首的上海“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把由他们一手造成的生产瘫痪、交通阻塞、财经大乱的罪责，栽赃在上海市委和主要负责人身上，从而逐步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
　　
　　上海夺权后，中共、、军委、“小组”联名向上海各团体发了贺电。《红旗》杂志和《》相继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竭力予以支持。夺权以后，、多次做各派群众组织头头的工作，力主早日解放马天水，以辅佐张、姚这两个“秀才”出身的人抓好上海的经济工作和工业生产。
　　
　　在的策动下，马天水终于站了出来，在全市电视斗争大会上“义愤填膺”地发言，“反戈一击”，卖力地揭发、批判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马天水此举获得了、的赞赏和派的谅解。于是，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立以后，马天水被委以主管全市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重任。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1968年4月12日上海掀起“炮打”的热潮，要把赶下台时，马天水“挺身而出”为说话。当天晚上，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大厅里，召开了一次各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会议，马天水在会上郑重宣布：“春桥同志的历史我是了解的。春桥同志没有被捕过，没有坐过牢，一天也没有！谁‘炮打’春桥，就是‘炮打’，就是‘炮打’司令部！”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马天水最初连九大代表都不是。会议中途，和突然想到了要安排这匹“识途老马”，便临时提名马天水为候补委员候选人。当选以后，马天水被连夜召到北京参加九届一中全会。马天水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还会进入委员会，喜从天降，令他激动万分，刚下飞机住进京西宾馆，就急忙写了一封充满感激之情的信件，第二天当面递交到了、手里。
　　
　　1972年，从上海调到，马天水受命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对复出心怀不满；却对其认识不足，惹下麻烦。
　　
　　1973年3月，作出了让复出工作的指示，为此专门发了文件，决定恢复的组织生活和副总理的职务，并附发了向写的一份《我的自述》。上海市委收到了文件，决定向发一份电报表示拥护。在讨论文件时，马天水说：“出来工作我可没有想到，他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这个人我可了解啦，他过去到外地视察，在专列上打桥牌，到了目的地也不下车，让别人在牌桌上向他汇报工作……”
　　
　　不满归不满，拥护决定的电报还是要发。市委办公室起草的电报稿由马天水最后修定，他把自己的语言曲折地塞了进去。电报中写道：“……同志原是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经过的教育，他决心改正错误并作了自我检查。现在毛主席、对他十分宽大，决定恢复他的副总理的职务，我们表示坚决拥护……”
　　
　　过了两个多月，上海的几个领导人到北京参加工作会议，遇到了。在对马天水作小范围谈话时，特地提到了上海市委的那份表态电报。责怪说：“你们怎么搞的？在电报里还要提什么资产阶级司令部里摇鹅毛扇的人物？”
　　
　　马天水坐在沙发上，不好意思地用手掌摩娑着光滑的头皮，向老实交代：“是我们讨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对他不大放心。”
　　
　　“你们真蠢！”继续埋怨，“写一份简单明了表示拥护的电报不就得了？你们不想想，电报送到要印发局以及有关同志，邓本人也能看到，他看了会有什么想法？”
　　
　　“是呀，是呀，我们考虑欠周。”马天水恍然大悟。
　　
　　不过，没有发火。马天水心里明白，的想法其实和自己的看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那份电报，白纸黑字，写得太露骨，做法太不高明罢了。
　　
　　以后，多次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陪同外国贵宾到上海访问，马天水接受了那份表态电报的教训，表面上对十分尊重。
　　
　　对马天水与“”之间的关系估计不足。他想趁着陪外宾到上海的机会，对这个在“”以前就熟悉的老干部做做工作，把其从“”的营垒里分化出来，争取过去。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次行动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
　　
　　1975年6月12日，要陪同菲律宾贵宾到上海访问。6月11日深夜，马天水办公室内红色保密电话响了。电话是从北京打来的。说：“马老吗？明天要陪外宾到上海，他可能会找你谈话，你要有所准备。”
　　
　　“他要找我谈什么呀？你看我怎么准备？”马天水有些着慌，因为他对此行的目的确实不了解，局发生过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所以想从那摸些底细，以便确定自己的态度。
　　
　　“反正你准备一下学习毛主席关于专政的理论材料，着重介绍上海的经验，向他作口头汇报就是了，其他的事不要多谈。”避开马天水所要打听的敏感问题，只给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好的，那我准备一下。”马天水迟疑地挂断了电话。的事先警告，使这匹“识途老马”更加忐忑不安。
　　
　　6月12日，到达上海。傍晚时分，刚把陪同了一天的外宾送走，就叫秘书通知马天水，要他到瑞金花园邓的住处。
　　
　　问马天水最近在抓什么，马天水将准备好的材料一五一十地汇报起来。内容是说重点抓关于专政理论的学习，把它提到纲上来，树了几个典型等等。对此没有多少兴趣，听了片刻，就打断马天水的话：“我们都是老同志了，有些情况应该跟你通通气。最近，毛主席对有人批经验主义很生气，专门有一个批示，你知道吗？”
　　
　　马天水说：“我知道。”
　　
　　“噢，知道啦，是什么人告诉你的？”问。
　　
　　马天水猝不及防，来不及编造，只好如实奉告，说是上海分社的同志去北京开会时传回来的。
　　
　　“你想过没有？他们要批的经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谁？各省市的代表人物又是谁？再发展下去他们就要揪人啰！”的四川口音把“揪”字说得很重，马天水吓了一跳。
　　
　　马天水只好故意装傻说不知道。
　　
　　“我把这件事告诉你，是因为你在上海主持工作，对这种大事要注意。”进一步交底，“他们搞，‘三箭齐发’。有的人还讲，是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呀？你听说过没有？是毛主席拨正了的方向噢！”
　　
　　马天水意识到这是讲。因为他清楚地记得，在初期说过关于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话。现在情况越来越复杂了，不但直接点张、姚，而且把也牵出来了。马天水下定决心，紧闭嘴巴，绝不表态。
　　
　　“现在报纸上老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呀？还有，把什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真是荒唐，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这在理论和实践上站得住脚吗？对建设有什么好处？你有没有想一想？”“上海批了、的‘唯生产力论’，生产还是上去了……”马天水说。
　　
　　转了一个话题，问马天水在北京有没有老熟人。马天水一时摸不着头脑，说熟人很多。又问他与、余秋里熟不熟。马天水说与他们很熟。
　　
　　最后说：“以后你到北京，可以找他们，也可以直接到我家去，找我谈嘛！”
　　
　　马天水是有着长期斗争经历的人，他立即明白了的意思。可是他心里想着，口里就是不表态。他含含糊糊地说跟先念同志很熟，过去在经济工作方面有事也经常找他的。他把最核心的问题回避过去了。
　　
　　过了十几天，也就是1975年7月上旬，到上海，住在兴国路招待所。马天水马上赶去，密报了和他个别谈话的详细情况。听罢沉吟半晌，一字一顿地说：“我早就讲过今年下半年要出点事情。老马，你顶得对！对错误的东西就得顶！”一回到北京，马上把情况告诉了和。
　　
　　揭发“策反阴谋”，老马又立“新功”；升官在即，可惜是一枕黄粱。
　　
　　在各条战线上的整顿效果是显著的。然而，这一切并没有赢得的肯定和赞赏。因为领导的全面整顿，实际上是对“”的否定，是从根本上对“”的错误进行系统的纠正，当然不能容忍。1975年底，根据的指示，局开会把“右倾翻案”的问题提出来了。马天水接受的布置，把和他个别谈话的内容，作了详细的整理，直送。马天水的揭发材料中说于1975年6月12日与其谈话，告诫他不要与“他们”为伍，还点了的名字。拿到这份记录，立即报送，并说：“我觉得小平同志这次谈话，从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不是光明正大，是一次挑拨策反。”这份记录被“印发局各同志”，作为批邓的重要材料。
　　
　　1976年2月，把各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找到北京，召开批邓打招呼会议。会议由主持，传达了关于“批判党内资产阶级”的十二条指示。
　　
　　会议开始的第二天晚上，就专程来到京西宾馆马天水住的套间里，给马天水等人打气。说：“你们在上海时，气很大，到了北京怎么就没有气了？我看了会议简报上你们的发言，对邓似乎都恨不起来。这是路线斗争，为什么恨不起来呢？邓的社会基础很大，要恨得起来。你老马也没有气了，邓不是对你‘策反’吗？为什么在会上不讲呢？”
　　
　　经的鼓励，马天水就像一个打足了球的皮球，在当晚的会议上就跳起来发言，“义愤填膺”，连揭带批，端出了对他进行“策反”的全过程，痛骂搞非组织活动，“挖墙脚”，分裂党。
　　
　　会议秘书处有专人做了记录，第二天把马天水的发言登上了会议简报。邓天水的发言确实气儿大，火力猛，上纲上线，而且现身说法，有根有据，给了致命的一击。
　　
　　马天水的这次发言使感到很满意。批邓打招呼会议结束以前的一个下午，把马天水叫到，在他住处的二楼会客室里作了一次谈话。情绪很好，一反平时严肃的样子，轻松地抽着烟，微笑着说：“上次洪文到上海大概已经给你吹过风了，考虑把你调到北京，负责国家计委的工作。”
　　
　　马天水听了的一番话，急忙表态：“我不行的，我不行的……”
　　
　　说：“这件事已经定了！”
　　
　　1976年4月，“”后，被撤消了党内外一切职务，而马天水因为揭发有功，眼看就要戴上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桂冠”了。可是，6月病重，9月逝世，10月“”被隔离审查，马天水的“荣升”之梦破灭了。
　　
　　很快，揭批“”揭到了马天水头上。
　　
　　1977年初，马天水被停职审查。
　　
　　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大报告中，马天水被宣布为“”死党；
　　
　　1978年，马天水被，并以罪遭到正式逮捕。
　　
　　这一下马天水怎么也想不通，他精神失常了。
　　
　　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追究。”
　　
　　马天水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在神智清醒的时刻，他一再要求分配工作，要求回到工业战线。他说：“让我出出主意，做做顾问也好。”1988年11月15日，马天水死于精神病院，时年7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