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同英法两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和《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增开牛庄、登州等十口为通商口岸，而后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除增加天津为通商口岸外，也没有规定烟台为通商口岸。
烟台是怎样代替了登州（蓬莱）成为通商口岸的呢？
登州辖区，天然良港
这先要从烟台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说起，烟台位于山东半岛北部，属黄海，隔海与辽东半岛的大连遥遥相对。烟台港是一个天然港湾，整个港湾呈U型向东和东北方向敞开，崆峒群岛在东北部兀峙海面，形成两个宽阔的海口。芝罘岛尤如巨大的灵芝横卧北部，是港湾的主要屏障。芝罘岛原是一个孤岛，芝罘湾的形成主要是由夹河冲积而成。形成的时间大致在6060年前。
烟台，古称“转附”，自秦汉时起，转附称“之罘”、明代演变为“芝罘”。“烟台”是因烟台山而得名，1398年（明洪武三十一年）为防袭扰，在奇山北麓建奇山守御千户所城的同时，在“北山”设狼烟墩台，亦称烽火台，北山遂改为“烟台山”。历史上的烟台港以优越的地理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它与碣石、琅邪、会稽、句章并列为全国五大港口。隋唐时期这里曾是通往日本、朝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元代漕运兴盛，这里是海漕航线上的重要中转港。明清时期实行海禁政策，港口开始陷入萧条。
按照不平等的《天津条约》的规定，山东地区只开放一个通商口岸——登州。选定在烟台开埠而放弃登州开埠的是英国住华公使派住登州的英国领事马礼逊。
1861年1月19日，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礼逊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行前，马礼逊曾亲自访问过在烟台驻扎过的法国军队的将领们，详细了解了烟台的地理及港湾等情况。马礼逊不顾天寒地冻，从天津由陆路到达德州，后又沿临清、东昌、济宁、曲阜一线深入内地，经过详细考察后认为:内地河流狭窄水浅，大船不能行进，仍在登州沿海选择开埠地点。其实马礼逊这次深入山东内地考察，不只是选择一个开放口岸，而是想多选择几个地方开埠，只是没有合适的地方罢了。3月5日，马礼逊行抵济南。7日，与山东巡抚文煜相见。文煜，满洲正蓝旗人，1859年任直隶布政使期间，参与了在大沽口击退英军战斗后的善后事宜；1860年起任山东巡抚，其间又策划了在山东阻击法国军队向京津进攻的部署，尽管所做工作没有大的过失，但毕竟大清朝在这次战争中惨败，被迫同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作为战争参与者文煜不愿见这个趾高气扬的洋人，更不愿外夷进入山东。上年法军在烟台逗留近两个月，他奉命移驻潍县韩亭防堵法军北上，整日如坐针毡，度日如年，差事一旦办错，轻则罢官，重则杀头。但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使他认识到外夷不可轻慢，况且马礼逊是履约开埠，须认真对待。文煜斟酌再三遂派候补知府董步云陪同马礼逊前往登州筹备开埠。
为什么派董步云陪同呢？这董步云有同洋人打交道的经历。1860年6月8日，法国军队3000余兵力，绕过成山头，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烟台。法军占领烟台后，在烟台山上修筑炮台，在烟台山下修水桩码头，派人到北塘查看地势，选择登陆地点等，作进攻京津的准备。至8月进攻大沽时，兵力增加到8000人。而清政府开始并没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只感“此处既非通商之地，又非商办换约之处”，“何以会有兵船忽至烟台”。清廷指使文煜选派“长于词令之员”到烟台向法军“妥为开导”。能言善辩、办事机警的董步云自然成了首选之人。董步云此时是一名候补知府，无现任官职，既可直接转达清廷的意旨，也可以己见方式转达。董步云到达烟台后，打通各种关节，虽没有见到法军统领孟达班，可也见到了法军二将军亚蒙，向其转达了速回上海，和平换约的旨意。董步云约见法军将领的过程及在烟台期间上报的各种法军情报曾得到咸丰皇帝的肯定。此次又有同洋人打交道的差事，文煜自然想到了董步云。
马礼逊一行来到登州，登上蓬莱阁，俯视蓬莱阁东面的水城，只见水城内寥寥的几艘帆船静卧在水中；遥望悬崖下面的大海，海天一览无边无际。经过“考察”，大家认为该口岸不适于开放，原因是登州水城水浅，并且港口外水域没有船舶避风场所。因为当时的对外贸易活动主要靠船舶，没有适合的自然港口是不能顺利开展贸易的。在登州期间马礼逊向董步云阐明了登州不能开埠的原因，在取得了董的默认后，遂东下来到烟台，选中烟台取代登州。
条约规定在登州开埠，董步云怎么敢默认呢？这一是烟台是登州的辖区，开埠地点没有超出登州地面；这二呢，上年法军在烟台驻扎两个月，刚组建的烟台厘局被迫迁往福山县，此次行程也负有重开烟台厘局的使命，可谓一石二鸟。马礼逊选定烟台开埠的原因主要是烟台有优良的港湾，适合当时的贸易活动。
妥为筹办，不致别生枝节
马礼逊确定烟台为通商口岸后，当即催促候补知府董步云加紧筹办开埠事宜。随后，董步云与登莱青道和登州府协商后，草拟了《通商章程》，报与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主管天津、牛庄、烟台通商事务的官员）崇厚。崇厚认为该章程“虽因地制宜，惟与条约新章多有不符之处，亟应妥为酌办”，并将此意见上奏朝廷，请求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等到烟台筹划开埠事宜。朝廷发下谕旨，称“开埠通商，事属创始，于中外交涉事件必须遵照条约新章，妥为筹办，庶各国商民不致别生枝节。著谭廷襄饬令登莱青道崇芳等，俟王启曾到后，即会同该员将一切通商适宜，悉心筹划，妥为办理”。1861年7月，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候补知府袁文陛、河工候补县丞曲纪官等人到烟台筹办开埠事宜，并向朝廷请旨转敕山东巡抚谭廷襄，要登莱青道道台崇芳（治所莱州）等人给予支持。山东巡抚谭廷襄即迅饬登莱青道道台崇芳前往烟台会办开埠事宜，因捻军东进胶东，逼近烟台，崇芳一行被迫中途返回莱州，未能参加烟台开埠。
王启曾，字贻孙，号秋浦。山东登州人。道光十六年（1836年）丙申科进士。授刑部主事，转郎中，后代理河北广平知府。崇厚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来烟台主持开埠事宜，主要是王启曾人品端谨，办事精细，并且是登州人，熟悉海口情形，便于开展工作。王启曾等人经过短暂的筹备，于1861年8月22日（清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开关征税。烟台港从此对外开放。烟台港对外开放四个月后，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桂良等八大臣奏请登莱青道（治登州、莱州和青州）移住烟台，专司中外税务，清廷准奏。登莱青道于1862年3月（清同治元年二月）由莱州移住烟台。登莱青道道台崇芳兼任东海关监督。
17国抢滩烟台
烟台开埠后，西方列强乘机而入，纷纷涉足这古老的海滨。英国人依仗在烟台开埠的特殊作用和最先来到烟台的有利条件在烟台山上最好的地段购地盖起了领事馆。继英国之后，法国、美国、挪威、瑞典、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馆，从1861年烟台开埠至1932年共有17个国家在烟台设立领事馆。
西方国家除在烟台山上设立领事机构外，还在烟台山下设立洋行、银行等。1864年英国商人在烟台山下首设和记、汇昌两洋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和航运代理等业务。至1891年，烟台共有英、德、美、日等国外商洋行11家。甲午战争后，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承认外国在华投资权，烟台遂成外商主要争夺市场之一，洋行急剧增加。1901年外商发展到26家，1906年增加到40家。
烟台自1861年8月开埠后，吸引着内地劳动力向沿海流动并在烟台聚居。这是烟台城市兴起和发展的基础。据统计，开埠十年后，从事各行业的人员总数已经达3万多人，其中外国人250人。到清朝末年烟台城市人口发展到近十万人。民族工业的兴起，是以南洋华侨张弼士创办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为标志。卷烟业、电业、火柴业、面粉业、制皂业、棉织业、五金业、制胶业、发网业、花边业等也应运而起。这些行业成为烟台民族工业前期发展的主体。
烟台开埠在我国近代对外开放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是当时中国北方三个对外开放口岸之一，在1898年前是山东省唯一的对外开放口岸。1861年烟台的开埠及中国其它口岸的开放加速了整个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使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经济濒临破产。同时，港口的对外开放，也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沿海和沿江港口城市的发展，并促进了民族资本企业和新式航运的发展。
烟台港开放的标志
烟台港开放的标志是150年前——1861年8月22日独自开关征税，因而这一天也被称为烟台港正式开放日。烟台港真正脱离原始天然状态的标志则是1865年总税务司允准并于翌年竣工的烟台山西侧建造的海关码头，这是烟台港历史上的第一座公用码头。该码头全长为257米，西端宽为33.5米，码头北沿最大水深约4.5米，靠泊能力约500吨。海关码头的建成，使烟台港发生了两个变化:一是船舶装卸和海关税收等港口活动有了固定的中心场所。二是港口装卸工艺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由全靠舢板过驳改为直接靠泊装卸。海关码头落成后，有些船舶可直接泊靠岸壁进行装卸，无须舢板过驳。笨重大件货物，则可用固定吊杆进行装卸。当时的英国领事对海关码头是这样评价的：“为更有效地施行检查和更快地卸货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各种船只都可以停靠在旁边，并为旅客登岸提供了方便。”
烟台港的开埠，对外国人而言，简直成了“整个中国北方货物的集散地”。因此进出烟台港的船舶，尤其是外国船舶数量猛增，其总吨位也连年增长。
烟台本为渔村，“开埠后商船至山东唯烟台一口岸，商务极盛，垄断对外贸易，几达五十年之久”。这也是开埠给烟台港乃至烟台带来的重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