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王安石和司马光的历史局限

　　王安石和司马光，两人有很多相似之处。
　　首先是爱护百姓。司马光官越做越大，排场却越来越小，乘马车竟然不张车盖，自己举着把扇子遮挡太阳。理学家程颐都看不下去：“您老人家出门竟然没有随从骑士，街市上老百姓不知道是谁，万一出点事咋办？就算不出事，也不够威风。”司马光说：“某惟求人不识耳。”一个字也没提到安全和荣誉。
　　王安石也一样，他从总理的位置上退下来，住在钟山，出门骑驴。有人劝他：“骑驴不舒服，还是坐肩舆(人抬的轿子)比较好。”王安石正色道：“自古王公虽不道，未尝敢以人代畜也。”意思是：“我怎么能把人当畜生用，这是古代的坏蛋都不好意思做的啊。”
　　可见两人都是善良的好同志。他们其他方面也很相似。比如不好声色，不热衷升官，不贪财。王安石每月俸禄到手，弟弟就闻风赶来，要求见者有份，王安石总是一笑：“随便拿。”司马光晚年住在洛阳，买田宅，房产证却写哥哥的名字。按说他们绝对是一对好基友，很能谈得来。
　　可是众所周知，他们在当时却水火不容，王安石要强行推广新法，司马光拼死反对。王认为新法对百姓好，司马光认为差。最终为此绝交，从此形同陌路。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还是传统思想的局限性，限制了他们的眼界。
　　翻翻学术史就知道，古往今来无数聪明人，孜孜不倦地著书，却都是围着六经打转，写的不是“左传发微”“孝经大义”，就是“周易通解”“三礼新诠”。眼界稍微开阔的，也不过扩展到先秦诸子，浑不知道天外有天，世上还有更深邃的思想。
　　他们不知道，中国的问题不是皇帝圣明与否的问题，不是大臣忠奸的问题，而是制度好坏的问题。而好的制度需要好的理念，好的理念也许会被现实摧毁，但它是否存在过，至少说明一个民族的思辨能力。但中国从未出现过好的政治理念。
　　如果他们知道，世上除了君主专制，还有很多种制度，除了君君臣臣，还有宪法、民主这类理念；除了当忠臣，还有做参议员、众议员、总统的可能，他们会纠结于新法旧法吗？以他们的聪明，很快就会发现，无论新法旧法，都没有民主对百姓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