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广西平乐因统购统销征粮过头饿死人

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
　　
　　对于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失职领导的党内处分，直至1957年6月才作出。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批评1956年广西饿死人事件的人士被波及。
　　
　　与新一轮整肃相伴随的是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
　　
　　春节刚过，16岁的苏世辉就和母亲、小姑等四人逃离了家乡。从广西平乐县二塘区大源村出发，一路向东北乞讨，在与湖南省交界处一个叫龙虎关的地方，他们被平乐县粮食局副局长陶纯森(音)带领工作组拦住。
　　
　　10多天后，饥饿难耐的苏世辉和村里一个同龄伙伴再度逃荒，夜里偷偷越过政府设下的关卡，在湖南江永县桃川公社住下来。“我们村出逃几百人。白天讨饭，或者去田地里捡些东西吃。晚上，翻墙去牛栏里住，有的就住庙里。”他对南都记者说。
　　
　　这不是“”的三年饥荒时期。这是1956年的春天，因统购统销征了过头粮，广西平乐县涌现了一股逃荒潮。县委、县政府采取措施进行阻止，却没对饥馑的百姓采取适当救济。到了6月，又发生严重夏荒。按照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有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
　　
　　在1956年的广西，类似的人为饥荒，并不仅存在于平乐县。平乐专区荔浦县和南宁市横县也发生严重饿死人事件，他们被埋在春节的大喜日子里。
　　
　　而经验教训并未被汲取，两年后，更大范围的人为饥荒袭来，平乐乃至整个广西，为此失去了更多的生命。
　　
　　张火生儿子是怎么死的？
　　
　　“二塘乡张火生的儿子是怎样死亡的”，这是平乐县档案馆内一份档案的标题。它的内容很简单：“张火生儿子，男性，今年才满两岁，他家是贫农成分。据目前了解上报，其儿子死亡的原因是因为去年该社减产，张火生是老社员，因他老婆平时很懒，不出工，在社里分得的口粮在十二月就吃完了，家里没有米，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后因家中没有粮食，其夫外出找杂粮，留出娃仔在家，到3月12日饿死在家中。”
　　
　　主文后面，附了一句话：“区委意见，该人是断米饿死的。”
　　
　　这份情况说明，将孩子饿死的原因归咎于三点：1955年减产“他老婆平时很懒”和年关供应漏销了该户。
　　
　　查1990年平乐县档案馆编的《平乐县自然灾害史》，并没有1955年的记录，由此可知当年即便有自然灾害也并不严重。那这一年的减产是怎么回事？
　　
　　据1992年编辑的《平乐县民政志》，1955年，存在旱、虫灾，但粮食仅减产9.12%，而县委主要领导“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为达到上级下达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把农民的豆角、南瓜、板栗、柿饼等列计入主粮总产，向广西省委假报增产21.06%。同时按粮食三定任务向农民征购粮食，把主粮购去，造成1956年春夏的严重缺粮灾荒。加上1956年春连续干旱4个月，接着夏涝秋旱。当时，县委领导对灾荒估计不足，思想上麻痹大意，没有全面地掌握灾情，发放救济款不及时，因而在全县范围内出现了饿死人、拍卖家具、买粮，逃荒湖南，患缺乏营养性水肿等严重现象。”
　　
　　由此可知，饿死人主要并非因为减产，而是县委领导的虚报产量和过头征购粮食。在1955年12月，已经有农民家里没了粮食，年关将近时，因饥饿普遍，政府名义上还特地进行粮食“供应”，但显然有很多人没有受惠———这和张火生老婆“很懒”没有太大关联。
　　
　　“饿死人是因为统购统销。征收粮食最厉害是在1954年，1955年又搞了一年，农民什么都没有了。那时交完公粮，还要卖余粮，村干部晚上去你家，除了今天吃的，就都是余粮了。只有红薯、南瓜和芋头可吃，1955年冬天就有人跑湖南逃荒了，1956年达到高潮。”大源村村民李明章对南都记者说。
　　
　　“灾情缓和”了吗？
　　
　　1955年冬天，二塘区二塘乡有一户农民卖掉了自己的儿女，1956年4月，又有一户农民也这么做了。在牛角乡，1956年的2月和3月同样有两人被亲人贩卖，一个是孩子，一个是妻子。
　　
　　这两个乡的情况在二塘区并不严重，截至1956年6月，茶林乡有5名人妻与孩子被卖掉(其中1956年元月卖掉4人，2、3月分别卖掉3人)，而大源乡则有11个孩子被父母出售(其中1956年2月1人，3、4月各3人，5月4人)。在半年多的时间内，二塘区共有44人被卖(其中38名孩子，6名人妻)，卖人的最高峰是在1956年3、4月份，分别为11人和12人(见平乐档案馆藏《平乐县二塘区56年因灾出卖妻子儿女统计表》)。因饥馑而贩卖亲人的事实，在平乐县地方志中属于禁忌，未被记录。
　　
　　“二塘区的饥荒是最严重的。”1955年起出任平乐专区供销社经理的叶柏松对南都记者说，仅二塘区就有数千人逃荒去了湖南，湖南一个女性县委书记层层上报，最后上面派人下来进行了调查。
　　
　　广西省委对平乐专区大规模逃荒、贩卖妻儿和饿死人现象的重视，可能即源于湖南省的上报。1956年4月13日，广西省委检查组到达平乐专区，“听取了地委和有关部门对该区春荒情况的介绍，并在地委的指导和协助下，到平乐、荔浦两县做了重点了解。”
　　
　　1956年5月25日，广西省委批转了省委检查组对“春荒”情况的报告。广西省委称，“这些地区的春荒之所以严重地发展起来，则由于平乐地委和有关县委在粮食统销和救灾工作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主要的表现为不从实际出发，不深入调查研究，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不适当地反对下面的‘右倾’，不够关心群众生活的主观主义、作风，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着对下边真实情况的了解，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及时地纠正工作中的缺点。”
　　
　　广西省委称，平乐地委对此事件已经做了检讨，并且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省委特责成平乐地委对平乐县此次严重失职有关的干部作适当处理，并将处理决定在党内公布。
　　
　　不过，所谓“在实际工作上亦加以改正，使灾情缓和下来”，是平乐地委和广西省委的虚应之词。这份报告刚刚下发到各平乐专区各市县，更大规模的饥荒就来临了。
　　
　　“6月份，也就是农历四五月份，是最高潮的时候。生产队分的粮食都吃完了，而谷子要农历六月份才打下来，这时逃荒的人最多，全家跑出去的都有。”大源村的李明章说。
　　
　　按照平乐县委8月16日的统计，“全县因断粮而饿死的121人，与粮食问题有关而死亡的144人，因缺粮而多日掺吃代食品而致身体浮肿的1388人，因粮食问题未得到解决逃荒到湖南省永江县和桂北灌阳县一带谋生的1100户1246人。外出湖南省永江县一带购买杂粮的4003人。因灾卖送子女的145户156人。因灾引起夫妻离散的22户。因灾妇女早婚的8人。因灾拍卖家具、衣服、被褥、蚊帐的1901户。”(平乐档案馆馆藏《平乐县1956年上半年救灾工作总结》)
　　
　　一边厢党内处分，一边厢反右
　　
　　广西省委要求平乐地委对失职干部所做的“适当处理”，迟迟没有下文。在此期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开始鼓励党外人士“鸣放”，整风开始。
　　
　　在平乐县，很多人针对统购统销和饿死人现象提出批评。包括富农出身的教师叶中立，他在整风时期表示：“粮食统购统销搞得一团糟，党自实行这一政策后，不知饿死了几多人，就拿我家里来讲，个个被饿得面黄肌瘦，我哥就是因这样而被饿死的。”(平乐档案馆馆藏，1958年8月24日平乐县人民委员会《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
　　
　　广西饿死人事件，也在引起讨论。“桂系广西军阀黄绍竑，当时是(民革常委)，听说他反映了很多情况，对广西饿死人批评最为强烈。”生于1933年的平乐县人大常委会退休干部廖干对南都记者说。
　　
　　对平乐县乃至广西省委主要领导的党内处分，是在1957年6月作出的。6月14日，全体会议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平乐县委书记矫志周，平乐地委书记杨林、副书记何庶民，直至广西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省委书记郝中士、萧一舟被撤销了党内职务。
　　
　　《》和《广西日报》均刊发了消息。平乐教师叶中立看到广西日报的新闻后，“愤恨的说：‘他妈的，真该枪毙几个，这样处分根本太(轻)了。’”(《对叶中立的行政处分的决定》)
　　
　　不过，几乎与此同时，反右运动开始。在平乐县，批评1956年饿死人的各界人士，均被波及。在一场遍及全县的大辩论中，统购统销与合作化等的优越性再度得到肯定。
　　
　　1958年，叶中立被定性为右派，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对饿死人的批评被指为“恶毒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他的另一个主要右派言行是，“污蔑”肃反时检举他的同志，公开在宿舍说：他们根本是含有血债的人。1957年6月18日，广西日报报道了对饿死人事件的处分决定时，还在头版刊发题为《黄绍竑为他颠倒是非的言论作辩护，陈其瑗指出他一贯夸大运动的错误》的报道，不过，报道中并未提及黄绍竑此前对广西饿死人事件的批评。很快，黄绍竑也被打为右派。
　　
　　新一轮的整肃开始，与之相伴随的是的万丈豪情。平乐县在1959年开始进入另一次更大规模的饥荒。“1956年，虽然逃荒，但还没听说我村有饿死人，但到1960年，饿死的可就多了。”李明章说。
　　
　　历史以更惨痛的方式在平乐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