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胡适参加留美考试，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国文题目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胡适写下一篇“乱谈考据的短文”，不料改卷老师也有考据癖，居然给了他100分。这其中，自然有运气的成分。
百年白云苍狗，时至2014年，像胡适这样的高分作文似乎越来越不大为人所关注，倒是高考语文考试甫一结束，零分作文即粉墨登场，受到欢迎。此一流变，意味深长。不过，要对作文考试真正有所理解，还得从它的源头——科举考试说起。
死记硬背难考进士
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时增开的“甲辰恩科”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科科举考试。次年，科举正式废除，科举取士与学校教育彻底分离。
科举制从隋朝开始实行，隋炀帝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考取“孝悌有闻”、“德行敦厚”、“文才秀美”、“才堪将略”等十科举人；进士二科，以“试策”取士，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即写与国家的生活有关的论文。如此一来，读书考功名，成为读书人走向上层社会的终南捷径。
在唐朝，科举制大有发展，常设的考试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五十多种，其中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考生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文学才能；明经着重考经义，有所谓“帖经”，将经书的任何一页揭开，把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覆盖三个字，让考生填充——相当于今天的填空题。
进士科要考文学能力、见解，因而得第较难，所以社会上流传着“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这意味着，死记硬背或可考明经，要考进士，就很难了。到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
到了明朝，科举制越发完备，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取题，文章格式受到严格规定，开始先揭示题旨，叫“破题”，接着承接上文，为“承题”，再开始议论，称“起讲”，然后“入手”、“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依序而写，被称为“八股文”。这一时期，科举制度到达鼎盛状态。
八股文“还魂”
要写作八股文，首先得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其次要按照写作步骤，进行长期的作文训练，最后在此基础上，在重重限制下，力图写出新意。
八股文中，有一些篇章文采俱佳，明朝内阁首辅王鏊《百姓足，孰与不足》一文便广受赞誉。这篇文章强调了重视民生的观点。“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王鏊最后写道。
因其对形式的固守，束缚人的思想，也因为是人们步入仕途的唯一通道，很多才华横溢的读书人被排除在外，在科举制实行的过程中，争议不断。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也有存废之争，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帝，称：“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有人能提出替代科举的方案，这次提议也就不了了之。
时至1902年，清政府才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但此后，在教育领域，八股文“死后还魂”，写作采用固定格式，着力模仿，扼杀创意，八股文现象不绝如缕。1939年，对于当时的教育现状，丰子恺就曾在日记中痛陈道：“过去之教育，不合天理人情之处甚多。就艺术教育而言，过去之绘画音乐教育，生吞活剥，刻画模仿，游离人生。教育者徒以死工作相授受，而不知反本。此直可称之为‘画八股’、‘乐八股’。今后非痛改不可。”
丰子恺提出，要驱除过去的弊端，“必使一切事业本乎天理，合乎人情”，“凡本天理，未有不合人情者；凡合人情亦未有不成功者。”
最后的科举考试仍可取
八股文桎梏身心，新式学校日渐发展，开民智、求人才，成为共识。时代洪流滚滚向前，1904年的科举考试，成为了绝响。如今，在教育界的人士看来，这一场考试却颇有可取之处。
这次考试分为三场，第一场考史论，考题有“诸葛亮无申商之心而用其术，王安石用申商之实而讳其名论”，分析国家不振的情况下要不要“下猛药”等问题；第三场考“四书五经”，有三道题，首题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义”。多是科举考试的“常规动作”。
亮点在第二场考试，考学生对各国的了解与思考，第一题探讨教育本身：“学堂之设，其旨有三，所以陶铸国民，造就人才，振兴实业。国民不能自立，必立学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爱之心，自养之技能，必需之知识，盖东西各国所同，日本则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铸国民之教育也。讲求、法律、理财、外交诸专门，以备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设农、工、商、矿诸学，以期富国利民，此振兴实业之教育也。三者孰为最急策。”其后各题探讨日本、欧美国家的时政。
“这样的题目关心世界，视野开阔，学生会很感兴趣的。”在北京十一学校探访时，语文老师黄娟说。这所学校以面向个体的教育改革著称。
陈寅恪出对联题
八股既废，新的考试“接档”。民国时期，虽然有一段时间实行全国统一招生，但是，各大学招生完全自主，作文考试也由各个院校自己命题。1929年，北京大学的国文考试只有一道作文题，分为甲部、乙部，前者是：“清季曾、李诸人（指曾国藩、李鸿章）提倡西学，设江南制造局、翻译科学书籍甚伙，其中不乏精深之作，何以对于当时社会影响甚微？试言其故。”乙部试题是：“清儒治学方法，较诸前代，有何异同？试略言之。”学生可以依此各抒己见，并无限制。
1930年，诗人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时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的闻一多出了两个作文题，一是“你为什么投考青岛大学”，二是“生活杂感”，两者选一。臧克家把这两道题都做了，其中“生活杂感”一题，他只写了三句话：“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那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了无边的苦海！”这三句话打动了闻一多，给了他九十八分的高分。结果，虽然臧克家数学考试得了零分，仍然被青岛大学文学院破格录取。
学者陈寅恪也出过考试题。1932年，他担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在一场国文考试中，出了一道对对联的题目，上联是“孙行者”，要学生对出下联。结果，只有三个学生对上，其中一人对以当时的北大教授“胡适之”，另一人对以南北朝数学家“祖冲之”，都对得十分巧妙。
1946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招生，题目只有两道，除了一道成语解释题，便是作文题“学校与社会”。因为没有什么要求和限制，学生积极发挥，佳作频出，北京、天津的报纸副刊争相摘录、刊登。
对于这样的作文考试，一位评论者感叹道：“与这些简洁、精炼的试题相比，我们今天的考试还能让孩子领略到学习的快乐吗？与如今那些动辄长达十余页、似是而非的高考题目比照，究竟哪一种更接近我们教育的初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