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年:只要有台湾,就无可奈何

2019-11-27 19:18:25

蒋自引退后,除出游宁波外,极少离开故乡活动。四月二十二日,杭州会谈是其参加第一次的公开活动,杭州会谈隔天,军撤离南京,再一日太原不保,局势日趋严重;四月二十三日,南京弃守;二十四日,命令蒋经国准备船舰,蒋经国及其幕僚都不知目的地,本来猜是去基隆或厦门,蒋命将军准备一切,俞派副侍卫长俞滨东将行李运至象山港登舰;二十五日,抵太康军舰,由舰长陪侍检阅舰上官兵,蒋始告知此行的目的是上海。此时,已渡江,上海岌岌可危,但蒋冒险前往,抵上海后随即接见徐堪、顾祝同、、、郭忏、、毛人凤、陈大庆、石觉、谷正纲、陈良等人,听取报告并指示方略,巡视上海市街。二十七日,抵上海复兴岛,驻于复兴岛之浚浦局行邸;二十八日起,先后接见、、林蔚、顾祝同、、丁治盘、罗泽闿、郭忏、陈大庆、毛人凤、马纪壮、俊、吴仲直、阙和骞等,后召集上海市长陈良及社会贤达刘鸿生、杜月笙,指示如何配合军事安定民心。
  
  由于蒋觉得复兴岛离市区太远,对于前来谒见请示的人员不便,命蒋经国到市区准备住所,蒋经国向蒋报告:“时局已经这样严重和紧张,市区内危险万分,怎么还可以搬进市区去住?”蒋严厉地回答:“危险!你知道,我难道不知道。”蒋经国只好照办,五月二日,驻市内金神父路励志社,在此期间,蒋每天接见党政军要员在数十人以上,并召集黄埔学生训话:“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必须用全力来应付危难。”
  
  五月七日,下午乘江静轮离沪往舟山群岛,经普陀,还特意带蒋经国登上普陀山,专访普济寺。面对寺内供奉的果如和尚塑像焚香祷拜。果如和尚是溪口雪窦寺主持,蒋母王太夫人皈依佛教,即拜其为师。幼年亦常在果如和尚面前聆听教诲。嘱咐普济寺主持将果如和尚的塑像、生前照片及遗墨好生保存,期望来年能再来祭拜。当时蒋很重视舟山群岛,舟山的任务是作为上海撤退的中间站。陈诚秉持蒋的意旨,坚持加强舟山防御工事。
  
  五月十七日,蒋与经国搭飞机从定海到马公,其后蒋于十九日到闽省见朱一民(绍良),事后本拟再飞上海,但因飞机机件及其他考虑,转往嘉义短暂停留,再回澎湖。二十二日,陈诚、俞鸿钧、到马公与蒋会晤;二十六日,蒋自马公飞台湾冈山转高雄寿山,据说当时之所以不直飞台北,可能是安全上的考虑;六月二十一日,蒋从高雄到达桃园转至大溪,其后至台北草山(阳明山),在这段期间除应邀至菲律宾及韩国访问外,先后进出大陆,其中以重庆及广州二市停留的时间较久,离乡到台湾后到一九四九年底,蒋又多次进出两岸。
  
  蒋个人何时决定迁台?其决定迁台的原因为何?是值得重视的课题。
  
  首先要说明的是,蒋决定迁台湾虽不是仓促决定,也不是下野前就已经确定,台湾是蒋下野后安排退路的选择之一,但不是唯一的选择,我们可以从几个线索做说明:其一,从首都及中心的说法,南京是成立的首都,期间首都暂迁重庆,结束后,还都南京,国共战事紧急之际,曾有人再提迁都之事,蒋都不予响应,并且认为没必要因为战事紧急就迁都。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写信给其妻时,再度表示:“政府绝不迁台,兄亦不即刻赴台。”此时在美国积极争取美国的援助,蒋明白表示其不即刻赴台应是其当时的考虑,即使在其下野后,也还没有打算将政府迁台。二月一日,蒋在日记中提到:
  
  近日为蚌埠吃紧,关于迁都与政府裁员问题,谣诼纷纭,人心动荡,致公务员与社会皆呈紊乱不安之状,乃由行政院院会决议,表明绝不迁都,以辟谣言。
  
  即使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离开溪口后电谈到:“南京军全部已于今晨撤退,但上海准备固守,绝不放弃,兄拟于日内离家他往,地点尚未决定,容后续闻。”此时的地点应该已经确定,可能避免消息走漏,居于安全的理由而不敢明白告知,但即使如此,蒋还是有宣示固守上海及江南的决心。
  
  其二,蒋的部署是多方面进行,蒋在引退之前对固守南京之决心,并做若干的军事部署,先守长江,长江不保,全力守上海,上海被占,将重心移东南的广州、西南重庆及台湾。
  
  台湾确实是蒋最重视的地区之一,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底就已相继安排各项事宜;个人迁台可能是在国共北平谈判失败后,李一再进逼,加上渡江,上海已有立即性的危险,遂决定去台,时间应该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至于整个政府迁台的决定,应是五月的定海军事会议,而五月十六日中央会议上也再度确定,五月十七日蒋经国的日记中提到:“此时中枢无主,江南半壁业已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父亲决计去台,重振革命大业。”五月十八日,台湾省即简化入境申请手续,一些军政机关及人员陆续迁入台湾。台湾固然是蒋计划的一部分,但最后政府迁台与蒋来台则是经过时局的变迁下的结果。
  
  分析蒋最后之所以决定到台湾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对台湾印象不错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蒋偕夫人游台湾,深觉:“台湾尚未被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干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计百出,必欲亡我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并且提到:“巡视台湾之收获,较之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根据张其昀的回忆认为,早在迁台后蒋就对记者称:“只要有了台湾,就无可奈何。”京沪杭警备副司令兼战地政务委员会祝绍周建议由主持海南岛军事,台湾、福建、浙江、广东及海南岛之间,以台湾为中心,军事上应有一坚强组织,万一东南军事受到挫折,以台湾为基地,配合国际形势演变,恢复的基业。在台湾的势力及影响力有限,台湾的环境较重庆及广州地区单纯,军事上又有海峡的屏障,对于缺乏海军及空军的而言,台湾较为安全,这些可能是蒋决定以台湾为根据的重要原因。
  
  (二)陶希圣、张其昀、蒋经国、陈诚等的建议
  
  当局势危殆之际,左右有建议重视川防,但陶希圣则认为台湾地位重要:“我想从台湾复兴这是将来的希望,因为英美是海权国家,一到台湾以海洋为基地,可与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打交道,这中间还大有可为。”对于台湾的地位,魏德迈(AlbertC.Wedemeyer)与胡适有不同的意见,魏的意见:“依余之意见,台湾为之基地,其政策必须为谋地方人民之福利为其目的,且具有高度之行政效率可作为政府之表率。台湾有丰富之资源及动力以支持其政府,此当尽量开发并用以增进人民之福利。”胡适则与魏的看法不一,曾提到:“台湾只有七百万人口,台湾的工业又不是可以独立自给的经济基础,我们必须在大陆上撑住一个自由中国的规模,维持一个世界承认的正式政府。”张其昀从地理的角度对蒋做建议,他提到几个原因:其一,台湾海峡海阔浪高,能暂时阻止没有海军、空军的乘胜追击;其二,台湾作为复兴基地比其他地区更具优越之处,因为土地利用率高、粮食农产品可满足军民所需、台湾岛内交通便利,具工业基础,有利经济发展、军事上易于防守,扼太平洋西航道之中,与美国的远东战略防线衔接、台湾经日本五十年的统治对有一种回归感,且较少的组织与活动。这样的分析对蒋迁台自有其影响。
  
  至于蒋经国,自蒋下野后,蒋经国一直长侍左右,也多次代表蒋到处处理一些问题,对台湾亦有所了解,甚至也曾建议蒋出国至加拿大,对于局势也曾向蒋做报告,在局势危急之际曾向蒋建议迁台。家书中蒋经国的建议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六日经国电蒋:
  
  我政府确已面临空前之危机,且有崩溃之可能,除设法挽回危局之外,似不可不做后退之准备,儿绝非因消极或悲观而出此言,即所谓退者亦即以退为进之意也,有广东方有北伐之成功,有四川纔有抗日之胜利,而今后万一遭受失败则非台湾似不得以立足,望大人能在无形中从速密筹有关南迁之计划与准备。
  
  十一月二十四日,两蒋谈论党务改造,曾有“非舍弃现有基业,另选择单纯环境,缩小范围,重起炉灶,加以根本改造不为功,至现局之成败,可不以为意耳。”所谓另选单纯环境,虽没有明白指出何地,但以当时局势来判断,应该是指台湾。
  
  从过去蒋的性格来看,蒋是一位相当有主见的人,很难确定是那一位幕僚的建议是其关键,但陈诚应具有一定的影响。陈诚的态度是接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奉命到京,一月二十一日,陈诚的飞机抵定海上空,临时接获指示飞杭州,蒋下野回奉化途中接见陈诚、陈仪等人,短暂请示后,到南京谒李代总统宗仁及孙科院长述职;二十五日返台,返台后即在台准备澎湖二处、台北、阳明山、大溪、日月潭、高雄、四重溪等八个地方,作为蒋选择为临时驻用之所。这些处所正是蒋来台的路线及暂居之处。三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陈诚再度至溪口报告台湾的情形,并建议蒋驻台湾,国共和谈无结果后,渡江;四月二十九日,陈诚电蒋请其早日驻跸台湾:
  
  和谈决裂后,今后剿共战事,势必长期奋斗到底,为号召国内外爱国志士,及联合国际上势力,钧座为自由中国之旌旗,驻节所在地点,亟宜早日确定。关于马公岛情势,职业以实施勘查,深觉该地交通通讯,颇为不便。职认为台湾,既为吾人革命复兴最后根据地,殊无其他顾虑之必要。拟恳早日驾临台北,长期驻跸,则指挥各方,皆多便利。或于穗沪渝等处,设置行辕,必要时,巡行指挥。
  
  其后一再催蒋早日飞台,五月十一日,陈电蒋:“职意钧座应即飞台,又钧座行动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五月十五日再电:“读李之谈话,深感领袖受辱,干部之耻也。彼辈只知利害与力量,绝不能以理喻与情动。乞钧座径飞台北,一切不必顾虑。”五月十七日,蒋即飞抵马公。陈诚接任后,面对不断移入的人口,其间夹杂着散兵游勇以及潜伏的分子,或将破坏台湾的安定,必须积极有所作为,阻止可能由对岸进入台湾的不利因素。先由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公布“台湾省入境军公人员及旅客暂行办法”(三月一日实施),同时公布〈入公人员及旅客注意〉事项,各项出入境管理措施纷纷出笼,如《戒严时期加强管制航运旅客入境及检验办法》,此办法引起大陆籍民意代表的反弹,对此蒋并没有表示意见,虽然蒋、陈之间或存在一些紧张关系,但正如薛化元教授曾针对陈诚主政台湾的问题谈到:“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虽不到一年,但是,无论是解决当时台湾内部的、社会、经济问题,或是消除台湾内部可能挑战(威胁)统治力量,都有相当的成效,对于政府迁台以后统治体制的巩固,以及其后台湾发展的基调,都有相当关键的影响。”陈诚此时建议蒋来台,推断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三)李宗仁的再三逼其出国
  
  李宗仁对在国内操控政局有如芒刺在背,加以外间好事者乘隙造谣,致隔阂日益加深,早在上海和平代表团赴北平前,即请黄启汉转达意见“留在国内,有碍和谈,促其出国”。三月八日,南京《救国报》(主笔龚德柏)以“蒋不出国则救国无望”等标题攻讦蒋;虽然雷震等极力地排解蒋李之间的纷争,甚至还认为应为蒋当今的处境考虑,南京政府对蒋之批评过分穿凿,而至于误会,颇多尖刻之语,有失恕道,王世杰认为逼蒋出国无益局势,且不能使东南、西南之将领接受命令。
  
  逼蒋出国的声浪未减反增,四月一日,和谈代表、刘斐、黄绍竑、章士钊、李蒸等飞抵北平,在行前建议蒋出国,并分析其利弊,出国之利:一、可避免成为攻讦目标;二、卸去和战失败之责任;三、使一般将领减少依赖心理;四、可增长见闻;五、可转移人民的观感,恢复人民的怀念。出国之害:安全问题、军事顿失中心、党难免涣散。在北平谈判触礁,张仍电请蒋“及时痛下决心,毅然放下一切暂时出国”。面对此局势,蒋的态度与逼其下野者不同,一再表示:“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要我亡命就不可以。”李宗仁则一再逼其表态。蒋经国曾记到:
  
  三十八年四月间,父亲在上海支撑危局,谁知李宗仁竟写了一封信来,要求父亲离开上海;父亲离开上海的时候,并没有说出要到的目的地,座舰到达舟山,也没登岸,祇是到附近的许多小岛上去视察,前后在海上漂泊了十天,真是乾坤万里,沧海茫茫,处着这样逆境、绝境,无论谁都要心灰意冷,走投无路的,而父亲却泰然处之,在日记上写道:“只要前进,不变其方向,即使无路处,亦可新辟道路,达到目的。”
  
  父亲正当此风雨飘摇的形势下,准备力挽危局的时候,李宗仁突然从桂林来了一封信,那时,他不但滞留桂林,不到广州处理公务,而且还要写信来向父亲谈条件,他要索取已经运到台湾的库存的黄金,并且要父亲不要再问国事,建议最好早日出国。在这内外夹攻的环境中,父亲的内心沉痛,是不难想象的,因此用坚决的态度,给李宗仁复信,大意是说,“你要求我出国,这是办不到的,因为我不是军阀,至于要求我不管政事,这是可以答应的,明天起我就可以不管。”
  
  从这段中可以看出李的要挟的确有影响,因为蒋在回信给李的第二天即离开上海,转到定海及附近的群岛观察,而后即经马公到台湾。总之,环境的变化、时局的判断、安全的考虑、幕僚的建议,加上北平和谈失败之后李宗仁要挟的信函,应是蒋迁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