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已有了薛居正等主编的五代史以后，欧阳修为什么独出心裁，重又编出一部体例和写法不一样的新的五代史呢？《宋史·欧阳修传》中对此作了简约的说明：“自撰《五代史记》，法严词约，多取《春秋》遗旨。”所谓“自撰”，是说这部史书不是奉朝廷之意，而是私家所撰。而“《春秋》遗旨”即《春秋》笔法。欧阳修自己说：“呜呼，五代之乱极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他作史的目的，正是为了抨击这些他认为没有“廉耻”的现象，达到孔子所说的“《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的目的。
《玉海》引《中兴书目》说，这部史书可能出自欧阳修晚年所作，写完以后，藏在自家，在他死后，才由家属上呈宋朝皇帝，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
欧阳修的五代史，原称《五代史记》，后来为和《旧五代史》区别，才被称为《新五代史》。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却又把它称为《新五代史记》，这显然是错误的。这一点，已为当代著名史学家柴德赓在《史籍举要》中辩正。
欧史可取的地方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诸点：
一、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又增加了“薛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宋人编的《五代会要》、《五代史补》、《五代史阙文》、《唐余录》、《九国志》等等。因此在叙述某些传记时，史实比“薛史”有所充实。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序》中说他曾征引了五代诸种小说，可见他选用材料之广。尤其应当肯定的是，“欧史”对奚、契丹、吐谷浑等边疆少数民族的史实，较之“薛史”有较多的补充；对南方各国的史实，也比“薛史”记载得详明。《十七史商榷》说。“僭伪诸国（指南万诸国和北汉），皆欧详薛略。”这是因为欧阳修博采笔记小说和野史、杂史，大量充实史料的结果。
二、欧史对原来“薛史”芜杂的部分作了必要的删削，使得条理更加清楚。《郡斋读书志》指出：“欧阳永叔（即欧阳修）以薛居正史繁猥失实，重加修定”，功劳颇大，以至当时把欧阳修比之汉朝著名史家班固、刘向。尤其是“欧史”对列传部分作了分门别类的归纳，使同类人物各合为一传，如《死节传》、《义儿传》、《伶官传》、《逆者传》等，使读者要查找某一类人物或某一历史事态发展线索时，可以有较方便的条件。比如对五代时期戏剧史的探讨，《伶官传》便是极好的综合资料；《义儿传》对当时大将的养子制度，也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三、欧阳修编《新五代史》，用力颇深。从他的集子看，他和很多人商榷过，曾经历了长期探索；对《旧五代史》中的许多史实错误，进行了订正纠谬。
上述几个方面，都是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不可泯灭的功劳。后世史评家常常对“欧史”贬责过多，其实是不公平的。
但是“欧史”也有其致命的弱点，至少有两点历来为后代史家所不取。第一、由于欧阳修着意学《春秋》”微言大义”，所以文字过分简约，这就减去了许多重要的史料。例如，原来《旧五代史》本纪部分有六十一卷，欧阳修省略其五分之四，仅剩下十二卷；尤其是减去了皇帝诏令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映着很多重要的社会经济内容。省去以后，就使后人看不清当时一些重要大事的原来面貌。比如，后周世宗柴荣的反佛毁佛措施，“薛史”全录该事件的诏文八百多字，至“欧史”只剩下十九字，如果不看“薛史”，这件事情就难以弄得清楚了。再如，“欧史”不主张写志，《新五代史》中仅有司天、职方二考，而《旧五代史》则食货、刑法、选举、郡县、天文、历法、职官诸志俱全，为后人研究五代时期经济、制度的沿革，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次，欧阳修过分重视春秋笔法，有些所谓“一字褒贬”并不能说明问题，反而显得拘泥与可笑。如他讲究两个地方势力相等的集团打仗，文字上用“攻”；势力大的打势力小的行文用“伐”；天子率兵攻战用“征”；“叛此附彼曰叛”、“以下谋上曰反”等等。这样过分拘谨地用词，势必形成文字上的封建俗套，有时造成不重史实，府就文词。同样的毛病，也表现在欧阳修评论某些人物和事件的文字中。比如，他最喜欢以“呜呼”开头，评论五代历史，慨叹五代是个黑暗时期，以反衬宋朝的太平盛世，因此对某些人物便有否定过多的偏见。如对冯道，至今尚未能对他有个较为客观的评价，这和欧阳修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而且，卷卷评论都以“呜呼”开头，也使行文变得板滞，甚至使读者生厌。因此清代文史大家章学诚讥称它：“只是一部吊祭哀挽之集，如何可称史才？”可见什么事都不可过分。
此外，由于欧阳修过分强调写史为当时的统治阶级服务，有些史实他是有意避讳的。如后周有位大将叫韩通。他忠于后周王朝，反对赵匡胤的陈桥兵变，欧阳修就不给他立传。这在当时就遇到同辈的议论。据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当时有个史学家刘攽（曾参加《资治通鉴》的编写），曾问欧阳修的弟子焦干之，五代史脱稿没有，焦说即将脱稿。刘又问：为韩瞠眼（韩通的外号）立传没有，焦说没有。刘攽大笑说：“如此，亦是第二等文字耳。”这个故事说明欧阳修也未能完全忠实于历史。这是时代给欧阳修打下的烙印，不能不说是《新五代史》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