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清朝的下级京官，如果只凭朝廷的俸禄，很可能陷入连饭都吃不饱的窘况。但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了官员们体面甚至奢靡的生活。
租房子20两银子，吃喝拉撒至少30两银子，烧炭买柴、雇佣车马仆人一年又是40余两，总共将近100两银子。这是晚清时候，一个普通京官每年维持生活的最低限度开支。但在账面上，一位六品京官一年的俸禄到手只有32两银子。
那些米铺、布店、炭厂、车马店的掌柜可不会管你是不是官，到了年关时分，掌柜、伙计就会拿着账单，上门催账。他们会笑呵呵地把账单递给官员们：“大人您行个方便。”如果“客官”掏不出银子，这些势利商人会立马换一副轻蔑的嘴脸。
如果只凭朝廷的俸禄，京官们必须面对这样颜面尽失的窘况——交不起账单，肯定会遭受商人们的侮辱。
但作为这个国家实际的管理者，他们获得收入的途径绝非朝廷俸禄一途。他们首先会得到一笔数目不等的“养廉银”;然后会收到地方官员或者在地方做官的同窗好友送来的“冰敬”“炭敬”;各部里小金库会给每个官员一笔“印结银”。
这些林林总总的收入，会根据官阶高低、衙门不同，落到每人手中，从数百两到上万两银子不等，基本上可以让各级官员过得起一日三餐可口，仆人车马齐全，迎来送往频繁，父母家人赡养的生活。到了年关，绝大多数上门要账的掌柜都会满意而归。
但是，那些俸禄之外的额外收入从何而来?地方官员怎么会有给京官孝敬的银钱?各部如何建立起给官员发奖金的小金库?
京官的穷日子和阔日子
何刚德，福建闽县人士，自幼向学，光绪二年，年方二十，便中了本省乡试举人，凑了些盘费衣服，上京会试。可能是何家祖坟冒青烟，第一次赶考何刚德便中了进士，殿试三甲，奉旨以部属掣签，分在吏部考功司行走。
新科进士，又分在吏部，按说何刚德可是春风得意，但到了年底，却发起愁来，家里的生计账本让人难以消受。
这一年，何刚德初到吏部，例应学习。“学习”即今日之“实习”，小何一学三年，部中最苦最累之活计，均交由这些官资尚浅之小辈。每至当月值宿，何刚德便要在署留宿，不特值宿之“当月处”“屋极湫隘”，至夜更“阖署阗无一人”。晚餐菜只一碗两碟，次日早晨又有一餐，清苦得很。
苦累不说，薪俸却少得可怜。何刚德以进士分发吏部，是六品衔，一年春秋两季京官年薪是60两银子，却按六折发给，七除八扣，到手只有32两。现银之外另有米30石，但六品仅发老米，五品才给白米，老米却多不能食，只得折给米店，“两期仅得好米数石”。
但何刚德这一年的开销高达343.9两，已是何刚德所得年俸的9倍，还没算上那件昂贵的官服钱。
在何刚德看来，自己的状况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安分从公，并未尝呼枵腹也”。比起那些翰林，总还好过很多。
与何刚德同年考上进士担任内阁中书的直隶官员李锡彬，是一名真正的穷京官，内阁中书收入微薄，因此李锡彬全家四口每天只吃两餐，煤炭柴薪都买不起，是真正的“不能举火”。他每天早上以银一钱购买开水，供全家洗漱用，每日饭费则控制在京钱一千，也就是6分银子，只能买四斤馒头，就着葱酱咸菜度日。
“穷京官”已然老生常谈，一如晚清《京官曲》所唱的那样：“淡饭儿才一饱，破被儿将一觉，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道只道，非唠叨，你清俸无多用度饶，房主的租银促早，家人的工钱怪少，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况明朝几家分子，典当没分毫。”
就在何刚德刚刚踏入京官生涯，加入到京官叫穷行列之中时，另一位京官李慈铭也在日记中大声叫穷：“余能忍寂寞，忍寒冻以读书，而不能忍饥饿”，“比日穷乏，告贷路绝”。简直就是快饿死的状态。
如果仅从这两句话，便下定论说李慈铭也是“穷京官”中的一员，那恐怕会被他的表面功夫所欺。告贷典当固然有之，但加在一起不过71.2两，并非难以接受，倒是他这一年丰富多彩的京官生活，足以让人大开眼界。
这一年，李慈铭雇了十名仆人、两个车夫，还有三名更夫和一个厨子，加在一起花了24.7两。
为了讨小妾的喜欢，他又买了“绵缎褂一领湖绸袷衣里外裁”、金银罗一只，还有一件天青缎鼹鼠褂，一共是15.2两，他自己则添置了一件猞猁狐褂，花了20两。
李有藏书癖，文墨之事也自然少不了，书籍笔墨加在一起花了近64.2两。
但这并非是开销最大的一头，最大的恐怕是李慈铭本人在日记中抱怨的“饥饿”，但用以填补饥饿的却是珍馐美酒、佳仆歌郎。霞芬楼应当是李慈铭最爱的馆子，这一年在霞芬楼李慈铭就花了45.8两银子。此外秋蔆楼又花了30两，加上丰楼、宴宾斋、福兴居和天宁寺的一顿素席，李慈铭这一年舌尖上馆子就开销了147.4两。如果将其他杂项加在一起，那么李慈铭一年的开支就高达607.4两。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北京一个普通五口之家的年花销是50两，那么李慈铭这一年的消费足够养活12个五口之家。所谓的“穷”，不过是因为与一掷千金的高官生活相比，自己实在是显得太过清贫了。
而过着阔日子还叫穷的李慈铭，却任由弟弟在家乡饿死，他才假惺惺说道：“通计出门七年以来，寄弟者不过十金耳。”但是他自己也承认这一年“酒食声色之费亦不下百金”，确切的数字如上所计，乃是147.4两。即使如此，他在开始还不忘强调一遍：“余虽穷。”
穷京官的陋规收入
李慈铭当时只是个五品衔的户部郎中，而且是学习行走，加之他是纳捐入官，即所谓“万年候补”，故而连俸银和禄米也没有，这一年只有象征性的所谓“养廉银”18.6两。
实际上，这一年李慈铭的收入总数折银却高达766.9两，他的正式官俸只占其中的2.42%，而剩余的占总数的97.58%的收入，也就是相当于他俸银40倍的748.3两，恐怕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部分。究竟是什么，会比他的“合法收入”还要高出这么多呢?
翻看李慈铭的官员账簿，会发现每年都有一笔相对固定的进项，这笔少则40余两，多则400余两的额外收入，被称为“印结银”。光绪三年，李慈铭收到的印结银162.19两，大致是他年收入的五分之一。而这一年新进仕途的何刚德，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俸之外则有印结银，福建年约二百金左右”。
所谓“印结”，其实是清代一种行政文书，即钤有官印的证明某人身份的保证书，主要防止有人冒名顶替。
晚清因太平天国战乱及各省灾荒，加之对外赔款，国用支绌，于是大开捐官之门，以广收入。为防止假冒顶替，捐官需要在京的同乡为官者出具印结，这可是要担风险的，一旦发现捐官者的身份有假，出结官也会被问罪。
于是，捐官者自然免不了对出结官馈赠一二，久而久之，馈赠成了规矩，甚至有了固定数额。为了这笔馈赠能够让同乡的官员利益均沾，同乡京官便成立了“印结局”，由进士出身的京官主持，凡需要印结的，都直接去印结局纳了“印结银”后取印结即可，而官方也只认可印结局开出的印结。
一名捐官者，要得到印结，得掏不少银子，就拿一名叫李圭的江苏捐官者来说，他是监生出身的一名州同知，得了浙江候补知州的肥差。按照他的日记记述，捐官的费用是1096两，但缴纳的印结银加在一起却高达584.03两，其中大结四张：注册99两，验看99两，声识及识认两项是99两;还有两张小结：保免本班44.5两，留省44.5两;另外还有1.07两的小费。
这些印结银除了出结官本人抽取十分之一以外，其他全部都归入印结局再公分给同乡官员。尽管平均到每个官员头上每月也就只有数两到十余两不等，但对那些初入京门、无权无势的小京官来说，可谓大旱之望云霓。
据前文的穷京官李锡彬说，“印结费一项，作一月伙食费足矣”，这是真正的救命钱。而另外一名叫姚学塽的官员不受印结银，那很抱歉，就只能委屈他住在破庙里吃糠咽菜当清官了。
只靠印结银一项维持京官的体面生活，仍然不够。何刚德在这一年，还有一项收入，虽然不多，“每年所入不过百金，但不无小补”。这就是来京地方官的馈赠。
按照何刚德的说法，“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所谓“冰敬”，就相当于消暑费，“炭敬”则可以认为是取暖费。
当年曾国藩初做京官，无钱过年时，就盼望年底能有一笔外官的炭敬以解孔亟，甚至钱还没到先把话散出去，但最后还是空等一场，只得借钱过年。到了何刚德的时代，送炭敬则很有些看人下菜碟儿的味道，“渐重官阶而轻交情”，专重权贵，致送炭敬，单子上倒是儒雅得很，从来不言数目，而是套用诗词章句，40两叫“四十贤人”，300两则曰“毛诗一部”，甚至还有“千佛名经”。
至于别敬，倒是“同乡同年，及服官省分之京官，多有遍送”，虽然其数不过10两上下，也聊胜于无。但何刚德到京后，因为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然不赀，所以最后甚至降到6两。但是杂七杂八凑起来，也能有一二百两。
至于像李慈铭这样已经享有文名的官员，所得更多，光绪三年，他得到的馈赠高达316两，足够让他再多给小妾添几件首饰衣裳再多下几次馆子。
如果仔细分析这些额外收入，会发现无论印结银还是外官的馈赠，都不能简单地归入“贿赂”一栏，它已经成为一种规则。你可以称之为陋规，或者按时下的称呼称为“潜规则”或“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是成体系的，在大清朝存在着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隐形财政体系，维持着官员们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