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定55名“中国领导人”暗杀对象

这份文件由的“中国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China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伊罗生公开表态，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半秘密的势力俗称“蓝衣社”的“力行社”，的确在统治时期扮演短暂但声名狼藉的角色。许多作家也以蒋支持这个组织作为他具有倾向的证明。蓝衣社和纳粹党的冲锋队以及意大利的对应组织一样，源自于一小群充满理想主义却又颇有挫折感、全力效忠国家主义及最高领袖的军官。和日本一样，这群人的狂热使他们自以为可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包括动用暗杀行刺)。但是，“褐衫队”(BrownShirt)人数高达两百万人，担任希特勒的私人部队；蓝衣社门户森严，一九三八年解散时，成员只有三百人左右。附属于它的群众组织，人数或许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没被派上街头担任冲锋队。　　　　蓝衣社的任务是在全国各级学校灌输军事纪律和爱国精神，包括效忠“领袖”。种族主义和征服野心不是他们要教的科目。有些蓝衣社成员力主正式宣告为绝对领袖，但并未成功。尽管时常自我批评检讨，蒋的确十分自大，但是在他的演讲或日记里从来没有他同意自己被像领导人那样崇拜的迹象。他不准外人替他立碑塑像。他在大陆的近身文职幕僚依然称呼他“委员长”或“校长”，不是充满崇敬之意的“领袖”；到了台湾，他只被称为“先生”或“总统”。　　　　据传他在一九三二年曾经有一次被广泛引用“秘密演讲”，歌颂外国“”并宣称中国“必须建立”。言外之意，就是建立领导。这段话据说引述三十年代的一卷日本政府材料“特辑”当中的说法，而这些材料辑录蓝衣社的种种活动，以及针对日本傀儡“满洲国”的地下工作。很有可能这些话是印刷、发行这本特辑的日本宣传机构所编造的。可是，有些知名学者的确引述这些字句来证明蒋向往主义。　　　　另一个可能不实的说法，指蒋说过“日本和意大利的成功是因为”两国恢复了民族精神，如果中国革命要成功，“我们必须打造党的”。这段可疑的引用中，蒋也在赞扬了日、意两国的主义之后，接着强调说说中国必须振兴的民族精神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义、廉耻”。这些可不是希特勒、和日本，甚至中国所想要恢复的精神美德。　　　　蒋固然有时也无情无义、残暴不仁，但他缺乏一个极权主义者病态的狂妄自大和绝对的意识形态。他不断对自己重申的善意目的，其实是自我妄想多过伪善，而且(诚如毛、周所相信)蒋对德性与伦理的宣扬，不是假意做作他是一个诚恳的人。　　　　蒋在大陆时期，不像他的主义和其他极权主义敌人，必须忍受报界和对手不断的批评。蓝衣社经常被报界谴责，不当行为也被揭发。蒋原本对蓝衣社的热衷，反映出他体认到的贪渎、和一事无成相当严重。起初，他希望在蓝衣社身上找到他的忠实、理想的追随者，类似阵营的忠贞干部。蒋到了一九三二年一月才知道蓝衣社的存在，一连好几个月他喜爱拔擢其青年成员为助手。但是到了七月，他抱怨蓝衣社“不成熟”。到了一九三四年，他“对这个组织彻底失望”。　　　　和地区不同，在辖区要对报章杂志实施新闻检查并不一定十拿九稳。想在外国租界或条约口岸查封一家中文报刊杂志更是十分困难。有一个鲜明的例子就是《生活》周刊不断抨击蒋姑息日本，它在一九三三年遭到查封，改名《新生》再出刊，直到一九三五年七月停刊，然后事隔数月又改名(刊名中还是有生活)出刊。其他批评政府的报纸，如《大公报》、《光明日报》在南京时期的辖区都可买得到。根据共产国际的文件，秘密利用莫斯科的钱资助上海、天津、香港甚至日本统治下东北某不知名城市的报纸。　　　　的评论也继续由军阀控制地区的媒体流出来，例如云南的《观察日报》。中国的八卦小报也难以管束。这些八卦小报固然专注歌伎名伶的社交绯闻、新闻动态，偶尔也挖掘贪渎失政的新闻有些真实，有些虚假。更没有管制的是传单，充满着各式各样言论。在大部分城市里，中国读者从来不愁找不到、反蒋的材料；在地区则绝对见不到产党的作品。两者真是天差地别。　　　　由蓝衣社扶植的中国学生运动并不是“极端民族主义”的团体这个名词立刻使多数读者联想到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侵略、恶毒的态度。蓝衣社痛恨日本，也激烈反帝国主义我们可以理解，绝大多数中国人无不如此。他们喜欢夸称，通过恫吓他们对压制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的反蒋、民众(主要是学生)示威运动作出贡献。但是他们的活动都没能停止中英文报纸及非正式印刷品对蒋及对蓝衣社本身不断出现的抗议和猛烈批评。　　　　暗杀是蓝衣社最受人诟病的活动。有两个著名的被害人是军阀将领，其中一人涉嫌和日本人有往来；还有两人是天津的亲日报人。这反映出蓝衣社强烈分子的心态，该社的一份出版品声称一九三三年春天，它在武汉杀了四十名勾结日本人的“叛徒”。虽非亲日派，但批评蒋不遗余力的自由派人士也有遭到蓝衣社毒手的；中国保护联盟两名会员遇害，一是联盟副主席杨杏佛，一是上海最著名的中文报纸《申报》负责人史量才。蒋有可能并没下令干掉这些人，蒋的情报头子戴笠或许未请示老板就自作主张(这样蒋就可否认涉及)。不论怎么说，报界把这笔账通通记在蓝衣社和蒋本人头上。更重要的是，蒋即使事先不知情，他也没在日记中显示关心它们，也没提到他试图制止这种行为，以免恶名昭著。　　　　除了这些个案，某些历史学家指控蓝衣社涉及广泛杀人最戏剧化的证据，是《大美晚报》(ShanghaiEveningPostandMercury)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刊出的一份“神秘文件”。据说，这份文件由的“中国组织”发出，把五十五名“中国领导人”列入“暗杀对象名单”。伊罗生的杂志《》(ChinaForum)把这份文件交给《大美晚报》。伊罗生公开表态，日后成为托洛茨基派，不是没有偏见，但是他并没向《大美晚报》隐瞒此一“神秘文件”是由中央印刷局交到他手中。　　　　据说，戴笠手下在上海的外国租界搞绑架，有人指责他们“大规模”干这些勾当。据说大部分受害人是“无名”的学生和工人，因此无法估计人数。两个出名的案例是作家丁玲和左翼帮派刺客王亚樵。丁玲一九三三年初加入，但实际上是被租界警察逮捕，再交给南京，不是被戴笠手下绑架。她获得假释，在南京住了三年后逃跑以严重的异议分子而言，这个待遇算不上严苛。王亚樵则被判刑十年。　　　　蒋有能力下令干出数以百计的暗杀和绑架，如果他认为这么做攸关他政府的成功或中国的生存的话，而他或许也果真如此做。但是，证据并不清晰。明显的是，发生的杀人事件还不足以大量减少中国大城市里对蒋及其政府的公开批评，更谈不上结束批评了。作家茅盾和鲁迅持续发表文学作品，痛骂的残暴、贪腐，以及的对日姑息。就和这些大贪渎的指控一样，从事暗杀的故事，管它是真是假，对而言都是好消息，蒋的派政敌、乘机作乱的军阀，以及非的自由派，也不问真假，努力散布这些谋杀的指控。　　　　他们的目的当然是要进一步拉低中国尤其是上海的知识分子、文化精英对蒋及其政府的评价，助长大部分西方新闻记者、外交官和军事武官对政府的鄙视。我们还可从其他情况看出，蓝衣社根本不是残暴不仁、使命必达的模范。共产国际派在上海公共租界秘密活动的代表应该是绑架、暗杀的主要目标。可是，在上海的情报及地下组织挖出这些外国代表的成绩却相当有限。莫斯科收藏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档案文件透露，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地下组织处理巨款转账，资助青年和劳工运动以及记者和书店，负责与莫斯科及江西苏区的无线电通讯(它有“六到八个发报机”)，经营一所报务员学校培训十一名学员，还有如前文所述，购买一架飞机。尽管它如此活跃，蒋的特务人员、英法租界警察、青帮，只抓到少许共产国际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