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近十年/西方研究/中国抗日战争
中国抗日战争，一直是国外研究中国历史问题的学者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我国史学界，一直也很注意翻译介绍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更为深入，研究范围更为扩大，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鉴于目前还缺乏这方面的系统介绍，本文拟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就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作一述评。
一、概况
（一）主要合作研究项目
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深入发展。首先，表现在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以来，西方出版发表的史著作和研究论文达220多种。其次，表现在各国开展了广泛的合作研究。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设立的“对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合作研究”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合作研究项目。该项目2000年启动，旨在促进中国、日本、美国和其他国家学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鉴于中、日、美各方历来对抗日战争的称谓不同，为了让各方都能接受，结合该项目的研究重点是战争在中国发展的特点，故该项目被命名为“对1931—1945年中日战争的合作研究”（注："A Joint Study of the Sino-JapaneseWar ，1931-1945".）。
该项目确定了几个研究专题，并决定围绕这几个研究专题召开国际学术会议。第一个专题：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中国地方政府是如何统治的，包括伪满洲国、汪精卫伪和其他傀儡统治下的沦陷区，统治区和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第二个专题：1937—1945年战争中的军事历史，研究战争中军事上是如何发展的，包括日本、和的军事战略，各方军事力量的组织结构与本质，军事组织与地方社会组织的关系等等；第三个专题：1931—1945年中日战争各方的对外关系，即日本、和与美国、德国、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等等；还有其他的专题，如：1931—1945年中国的宣传、文化和文学，研究日本为了适合它在中国的宣传和教育目的，是如何对待文学和其他文学形式的，、统治下文学和其他文化形式是如何发展的。
到目前为止，围绕上述主题，该项目已经组织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一是2002年6月在美国哈佛大学召开的“战时中国：地方与状况”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日本、北美和欧洲的4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对国统区各省区、日伪、日本侵华机构、日伪掳掠华工和抢夺粮食、日占区人民反抗统治等进行了研讨，体现了国外研究问题日益深入的趋向；二是2004年1月在夏威夷毛伊岛召开的“1937—1945年中日战争的军事历史”学术研讨会，汇集40余位来自中、日、美、英等国的专家学者，对战争的起源、战斗力量、战略、决策和主要军事行动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在这些研讨会上，大部分学者以客观的尺度对历史问题开展研究，但也有学者尤其是日本学者为侵华罪行公开辩护，认为日本的侵略“开发了东北，繁荣了东北”、卢沟桥事变是偶然事件等。这些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违背历史事实的，也违背了历史研究者所应有的公正的历史道德观和求实精神。当然，在某种程度上，不同国家学者的不同认识和争论，有助于深化和端正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理解。
该项目在资料征集、整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邀请中、日、美等国学者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各国对抗日战争研究的概况作了综述；其次，整理了半个多世纪所出版的中文、日文、英文参考文献书目，并分专题对这三种文字的主要著作内容作了简单介绍。此外，还介绍了中、日、英、美、加、澳等国档案馆、大学图书馆所藏有关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的档案资料，简明而全面。目前，这些资料情况连同该项目几次学术会议的综述，一并公布在哈佛大学的网站上。这些，对西方研究的入门者来说，有着很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作用；对研究的各国学者来说，有助于互相了解，推进各自的研究。
另外，鼓励各国搞类似专题研究的学者进行合作研究，培养年轻学者，促进档案资料的解密等，也是该项目所倡导的。应该说，在该项目的组织推动下，西方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深入。
（二）新开放的档案资料
西方的档案史料，以美国华盛顿的国家档案管理局和英国伦敦的公共记录室特别重要。前者存有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原始档案，如战略情报局（OSS）和外国广播情报室（FBIS ）的报告等等；后者则存有战时英国外交和情报机关的报告。1996年，美国海军学院俞茂春出版了《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冷战序幕》一书（注：Maochun Yu，OSS in China ：Preludeto Cold War ，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1996.），向学术界介绍了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保存的美国战时情报机构——战略情报局的档案。这些档案涉及战略情报局在中国情报站的情况，尤其是战时昆明、重庆和日本投降后南京、台北、上海的情况。这些文件包括地图和照片，还包括研究分析部、秘密情报部和特殊行动部的资料。自从这本书问世后，几乎所有的战略情报局档案都解密，对外公开了。但其中最重要的档案，即存在争议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每月报告，仍没有解密。
最近在文件解密方面所作的主要努力，是有关日本战争罪行和暴行的文件，尤其是战争罪行和政府多机构工作组（IWG）的档案。如战争部、和战略情报局等机构的1.8万多页有关日本战争罪行的档案记录已经解密。另外，还有6万多页的资料在整理，以待公开。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收藏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是目前保存最好、最多的国际委员会档案全宗。除包括该委员会的正式公函外，还有各难民营向该会报告暴行的原件。此外，该馆所藏国际委员会成员贝德士等外籍人士的私人日记、信件、备忘录，同样是极为重要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铁证。1997年，由玛莎·斯茉莉主编的《美国传教士对南京大屠杀的见证，1937—1938》，以《耶鲁神学院图书馆特刊》第9期名义出版问世，详尽公布了该馆收藏的有关南京大屠杀档案的分布情况，其中就包括贝德士文献。
保存在新泽西德鲁大学的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教会档案与历史资料，记录了传教士在世界各地的活动，有关中国的部分，是以地区、省或市划分的。这些资料，从不同于外交、军事档案的角度，揭示了中日战争中的问题。对传教士而言，战争不只是混乱的先兆，而且是在日本残暴和统治崩溃的背景下，扩大教会影响的机会。对学者来说，其中最重要的是传教士档案资料，包括传教士之间的信件、简报和报告，详细记载了各地的事件。从2000年开始，这些档案资料已经以缩微胶卷的形式向学者们开放了。
这些档案资料的整理和公开，为抗日战争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促进了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的开展。
二、主要研究成果
近10年来，西方对中国抗日战争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这些研究成果的类型看，有研究指南，如基思·斯科帕的《哥伦比亚近代中国历史指南》（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有档案文献汇编，如《胡佛研究所所藏中国档案资料》（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1996年）；有战争亲历者的回忆录，如埃里克·洛马克斯的《铁路工人：一名战俘对战争的描述，残暴与宽恕》（伦敦，1995年）等；还有专题研究著作及专题研究论文集。从研究成果的内容看，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各个方面，内容非常广泛。
（一）日本侵华与暴行
1.关于日本侵华
西方学者对中日战争爆发前，与军队的关系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如赫伯特·贝克斯的《与近代日本》（纽约，2000年）、斯蒂芬·拉奇的《与昭和日本：传记》（纽约，1996年）、皮特·韦茨勒的《与战争：传统与战前日本的军事决策》（夏威夷大学出版社，1998年），都探讨了与日本侵华决策密不可分的关系。
芭芭拉·布鲁克斯的《日本的帝国外交：领事、通商口岸和对华战争，1895—1938》，考察了日本外务省在1895—1938年间日本扩张过程中的作用。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帝国的扩张中，军队不是惟一的活跃机构，外务省以和平的方式支持了这种扩张；而1937年日本决定走向战争是“帝国外交”或者说是和平扩张的失败。她认为，这种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外务省的机构组成。她考察了日本职业外交官的发展，指出自20年代以来，以在世界范围内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合作为核心的传统职业外交官训练，与日本试图超越西方获得对中国控制的现实是不匹配的，从而导致了外交精英与驻华较低级别外交官之间的思想分歧。外务省的精英统治使日本的领事官员和其他低级别的“中国通”很难影响外务省的决策。1937年，外务省大臣未能采纳驻华领事官员反对军部决定的建议，支持了军部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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