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近年来似乎成了一个热词。所谓“城镇化”，亦即人口持续向城镇集聚的过程，说白了就是“农村人”转为“城里人”的一个历史进程。中国作为世界上传统的农业大国，城镇化其实一直在进行之中。
中国最早的“城里人”出现在何时？
“禹别九州”商人被视为最早的“城里人”
若上查三代，现代的“城里人”大多是农村人。中国最早一批城里人出现于何时？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城里人的诞生时间与人类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发生时间基本一致。由于商品交易形成，出现了不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商人，“城”、“乡”首现分离，由此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波原始城镇化运动，即学术界所谓的“城市革命”。
中国最早的一批“城里人”是商人。早期商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只有贵族才有剩余物品参与交易的可能。由此可以推断，中国第一批“城里人”的出现，不会晚于处于奴隶制社会的夏代，距今至少4000年。从《史记》等史料记载分析，当时应该有过多轮原始城镇化运动，其中最著名的一场“城镇化”运动，应该是夏禹主导的。《尚书·夏书·禹贡》记载，“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即禹把全国划定徐、冀、兖、青、扬、荆、豫、梁、雍等九个“州”级行政区。“九州”中的每一州都应该建有一个地区性中心城市。
商朝因祖上分封于“商”这个地方而得名，商朝的人善于交易，其灭夏在财富上的原始积累，就是通过用“绣”这种纺织品与夏做粮食贸易完成的。商建国后，做生意已成商朝人的社会职业，“商人”概念因此而来。
古代第一波“城镇化”高潮是哪个时期？
《左传》统计出春秋时期新建城池达63个
进入东周后的春秋战国时期，国民生产和经济都得到了极大发展，社会变化剧烈，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型。由于周王室衰微，诸侯各自为政，大兴土木、构筑城池，“都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城镇数量剧增，古代中国的城镇化运动，由此迎来了第一波高峰。
相当于现代“地级市”、“县城”概念的郡、县行政区划，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学者就《左传》所记做过统计，春秋时期新筑的城池多达63个，实有城市68个，另5个是重修扩建的。
另据《春秋战国城市经济发展史论》里的数据，整个春秋战国时期35个国家的城镇总共有600个，其中晋国91个、楚国88个、鲁国69个、郑国61个、周国50个、吴国10个。实际数量当超过此数，有学者认为有八九百个。
这期间，“城镇化”运动搞得最好的，应该是齐国。齐国首都临淄规模很大，有几十万常住人口。据《战国策·齐策一》“苏秦为赵合纵说齐宣王”条，纵横家苏秦看到，“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从苏秦所见所闻中可以发现，当时的临淄十分富有殷实，“GDP”应该远高于其他诸侯国城市。因此，城里文体活动丰富多彩。更有趣的是，那时齐国已有球迷一族，临淄因此被国际足球联认定为人类足球发源地。
据《史记》、《战国策》诸史书记载，齐国至少有81个大小城镇，以每城万户、每户5口人来算，平均每座城市有5万常住人口，并不逊于现代县城规模，可见齐国城镇化程度之高。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北京所在的燕国都城“蓟”（今北京西南），也是在这一轮全国性城镇化运动中崛起的，成为当时北方的中心城市。
古代郡县等规模的确立始于何时？
秦始皇“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
秦汉时期，“城镇化”水平出现质的飞跃，郡、县等规模的小大被逐渐确立。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嬴政统一六国，刚当上“始皇帝”后，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即将全国分为36个郡级行政中心。也就是说，当时的全国中心级城市至少有36个。
汉代的“城镇化”规模更创下历史之最。《汉书·地志下》记载，汉代全国分为130个郡国，有1587个县邑，6622个乡，乡镇数以万计。一位名叫藤冈谦二郎的日本学者说得更夸张，他估计西汉后期（公元2年）中国共有大小城镇37844个。据的统计，现代中国截至2009年底全国乡镇级行政区划仅34170个。
宋代，商品交易日趋发达，在出现世界上最早流通纸币“交子”的同时，以工商业为主的城镇得以迅速发展。宋代全国有1106个县、1644个镇，每一座县镇都会增加许多非农业人口。
明清时期，中国的城镇数量进一步增加。美国学者施坚雅在《19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论著中提出，清末（公元1893年），除东北和台湾外，全国有各类城市、集镇39000个，其中城市958个，市镇2319个。
需要注意的是，古代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也遇到了与现代一样的问题，突出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水平参差不齐。如在明代，东南沿海地区市镇较集中，发展较快，据《中国古代的市场与贸易》里的数据，苏州7县有市镇95个，平均每县约14个；松江府3县有62个市镇，平均每县约21个。北方、中西部地区分布则较少。
古代的城镇规划有何依据？
《考工记》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城中“九经九纬”
现代城镇讲究科学规划，可持续发展，古代亦然。
上古三代时已出现原始的城镇规划理论，其内容和行为上在今天看来甚至包括迷信成分，较为盲目。如商代，往往根据占卜的吉凶，来指导规划。安阳殷墟上出土的一块甲骨上，便发现了择地迁都建城的记载。
到了周代，中国的城镇规划水平已很高，出现了在今天看来也不失科学成分的规划理论，其精华都在一部《易经》里。在现代民间仍流行的古代城镇规划、选址理论“堪舆术”，即民间所说的风水术，即受到《易经》的深刻影响。
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洛阳，就是这种规划理念的结晶。《尚书·周书·召诰》中有这样的记载：“成王在丰，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大概意思是，周成王在丰（今西安市西南），打算住到洛阳，委派周召公先去勘察地址，进行建筑的总体规划。
吴国都城阖閭（今苏州）的选址和规划，则直接受到《易经》的影响，规划师是伍子胥。《吴郡志》记载，伍子胥“相土尝水，象天法地，建城大城。有陆门八，象天之八风；水门八，以法地之八卦。”
古代的城镇规划强调“礼制”，讲究等级、尊卑和秩序等传统建筑伦理，其具体思想见于《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即都城一般是9里见方，每面3门；城中南北和东西方向的道路各开9条，路宽7丈2尺……“营国制度”作为都城规划理论，成为古代兴城建镇的主导思想。
中国古人如何“农转非”？
南宋时期三年办一次“乡村户”转“坊郭户”
古代城乡居民比例，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是多少，一直是学术界探讨的内容。其实很难有准确数据，现有的一些说法都是推算出来的，因此观点各异。
唐宋城乡人口分别称作“坊郭户”和“乡村户”。综合中外学者观点，坊郭户占总人口比例，西汉在30%上下；宋代在12%左右；明代约为9.7%。到了清代，“城里人”绝对总数超过2500万，但城里人所占比例并不高，有学者推算，仅为宋代的一半左右。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城镇数量一直在增加，城乡人口比例却一直下降，这与农业人口基数越来越大有关。
在中国古代，户籍制度对城镇化进程同样有很大的影响。古代原则上是限制“农转非”的，这与人头税的收取和提倡农耕的“重农抑商”思想有直接关系。
然而，古代的户籍同样“卡”不住古代农村人进城，特别是在饥荒年间，由于城里赈济及时，农民纷纷背井离乡，跑到城里谋生，于是形成无业流民云集的情况。
对这些没有户口的“流民”怎么处置？各朝采取的措施并不一样。南宋朝廷一般是分别对待的办法，积极救助，疏堵并用。首先为“流民”建立临时户籍档案，发给相当于现代“暂住证”一样的“收执”，凭此领取福利（钱、米等），“流民”离开时销毁“收执”。另一方面接收投资“移民”，有钱有条件的“流民”可转为“坊郭户”。
因宋代户籍划分和变更登记三年搞一次，当时一般三年办一次“农转非”。据《宋会要·食货》记载，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户部曾上奏：“西北流寓之人候合当造簿年分推排施行”。一批所谓的“西北流寓之人”，遂被划分户口等级，“农转非”而成为“坊郭户”。
但有条件“农转非”的流民毕竟是少数，更多“乡下人”还是要被动员、鼓励回乡务农，或住到城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