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只有中国人把“吃”当成头等大事。当代有人将中国文化归为吃的文化，而将西方文化归为情爱文化，殊不知早在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得出了这样的论断：“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圣人到底是圣人，把人类的基本需求概括得如此简洁，而且把吃吃喝喝与男欢女爱的顺序搞得这么明白。
而彼时，中国的美食史才刚刚开启，无论食材、烹饪手法还是口味都十分单调。今天，壹读君就和大家聊聊，在接下来的2500年里，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之欲是怎样与各种偶然、必然的历史因素叠加在一起，才演化成了今日“屹立于世界美食之林”的中国菜谱系。
主食：征服稻米和小麦
一场大火让史前人类发现了“烤肉”这种美味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但直到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才开始种植农作物。
中国的先民在距今9000到8000年的这一段时间里，成功地种出了粟（小米）、黍（黄米）、水稻等谷物，
并且一直用其喂养他们的子孙至今。至于另一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主食小麦，则晚了三四千年才出现。
不管怎么说，谷物让人们告别了朝不保夕的狩猎生活，首次获得了稳定的食物来源。但问题是，当时他们唯一掌握的烹饪方法“烧烤”，并不适合这些几乎不含水分的硬邦邦的小颗粒。于是，“吃货心”第一次显示了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力量：他们发明了陶器。将谷粒放在陶釜中，加水煮熟，就成了最早的米饭——好吧，其实更像粥或者稀饭。
这么吃了两三千年，又出现了可以隔水加热食物的炊具“甑”，这意味着“蒸”作为一种烹饪手段也登上了历史舞台，最直接的成果就是可以吃到干饭了。
后代的人们还将不同的谷物放在一起蒸煮，名曰“香饭”；《礼记?内则》中甚至记载了将煎肉酱浇在稻米饭上，再淋上熟油制成的“淳熬”，壹读君真想拿它来与台湾卤肉饭一较高下啊。
不过，一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稻米饭都属于“奢侈品”，因为它的产量太低了。到了南朝末年，水稻的种植面积才开始不断扩大；又过了几百年，隋唐统一时，稻米才终于取代粟和黍，成了南方人首屈一指的主食。
而此时，北方人的餐桌已经被小麦占领。这种历史相对较短的作物，几乎穷尽了中国人对主食的一切想象力。最初，它与其他谷物一样被蒸煮成了“麦饭”，直到战国时期被一个脑洞大开的家伙放在石磨上磨成了粉——那原本是为谷物脱粒而发明的，弄熟了一尝，嘿，味道还真不错，而且比一粒一粒的好嚼多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孩子的牙齿被磨秃了！要知道，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每餐都是要跟带壳的谷物“死嗑”的。
自那以后，面粉在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手中变出了万般花样。到北宋时期，京都汴梁（今开封）已经出现了你所能想象到的所有面食。当时，“凡以面为食者,皆谓之饼”，火烤的为“烧饼”，主要品种有烙饼、油饼、肉饼；水煮的是“汤饼”，包括馄饨、饺子、面片；笼蒸的则称“蒸饼”，馒头、包子都算；此外还有油炸的环饼（今馓子）等——真的吃货，根本不惧食材单一。
至于面条，历史就更悠久了。学界曾一度认为它是东汉时期由中亚传入中国的外来物，但2005年，青海喇家遗址出土的一碗4000多年前的“面条老祖”推翻了这个结论，将面条在中国的出现时间往前推了约2000年。
肉：逆袭的猪肉
土地养活了我们的祖先，还让他们安顿下来、安居乐业，并孕育出了伟大的中华文明，但也有代价——没肉吃。
尽管先秦文献中关于“羹”（即肉汤）的记载名目繁多，羊羹、豕羹、犬羹、兔羹、鳖羹、鱼羹等等，让流口水，但它们绝大部分只出现在皇室贵族的餐桌上，大部分老百姓一辈子都不知道肉是什么滋味，
还不如茹毛饮血的原始人呢。为此，孟子还写了一篇“家禽家畜养殖指南”，提出了一个令人心酸的社会理想：让每个人在70岁的时候都能吃上肉。
何况当时，统治者也不是天天能吃到肉。根据《礼记?王制》记载，只有在祭祀时，天子才能宰牛，诸侯才能杀羊，平时“诸候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欧洲人就幸福得多，发达的畜牧业让他们想吃什么肉就吃什么肉，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这种“粮多肉少”的局面，直接奠定了中国人主副食相结合的饮食结构：供应相对充足的主食负责充饥，奢侈的副食——北方的禽畜肉、南方的水产乃至品种有限的蔬菜——则作为辅助下下饭、解解馋。几千年过去了，我们的胃依然保留着远古的记忆，即使是号称“无肉不欢”的食客，也很难坚持顿顿去西餐厅饕享硕大的牛排。
中国人对猪肉的热爱倒是比很多人印象中要晚得多。从《礼记?王制》中的排序便可看出，作为一种食物，猪肉的地位远不如牛羊肉，甚至都比不上狗肉。直到物产大大丰饶的唐代，人们的肉食还是以羊、鸡肉为主——还记得孟浩然的那句“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吗？
如此局面，都怪中医。梁代名医陶弘景和唐代名医孙思邈都认为猪肉“味苦，虚人”，久食容易生病。但这也间接导致了猪肉成为一种平民食品，因其“价贱如泥土”——这话出自苏轼的《猪肉颂》，接下来两句是“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
是的，接下来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随着“东坡肉”的发明，猪肉大受欢迎，再加上宋朝羊肉供应逐渐紧缺，前者渐渐有取而代之之势。尽管随后蒙古族的南下、元朝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猪肉地位的上升，但它还是在明朝初年成了中国人的首选肉食，并获封“大肉”称号。
蔬菜：自立门户在宋朝
话说回来，苏轼绝对算是不折不扣的“中国古代第一吃货”。有人做过统计，仅在他诗歌中出现过的食材种类就多达98种，粮食、鸡鸭鱼肉、野味、水果蔬菜，不一而足，这还不包括由它们加工而成的食物的名称。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人的口福。
的确，要谈“吃”，宋朝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时间点。学界普遍认为，“中华料理”从中古到近世的转变就发生在这一时期。
宋朝航运发达，南北交通往来便利，南方的水稻、水产品和水果被大量运输到北方，北方的面食也逐渐进入南方，首次实现了食物上的“大一统”。
但最重大的转变还是素菜的兴起。在唐代及之前，人们皆以肉食为美，蔬菜往往作为主食分量不足时的补充，比如剁碎了混在谷物中做成蔬菜饭，或者在鱼、肉羹中作为佐料出现。到了宋朝，素菜才开始以独立菜系的面目出现。
这时，中国的蔬菜种类已经相当齐全，甚至出现了以销售为目的的专业化蔬菜生产基地，黄瓜、茄子、芹菜、萝卜、白菜、冬瓜、竹笋、菌类都是畅销产品。历史上的两次大规模引进异质文化为之做了不少贡献：第一次是在东汉时期，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沿丝绸之路带回了苜蓿、胡豆、胡葱、大蒜、胡荽（今香菜）等；第二次是在唐朝，菠菜、榨菜、浑提葱等从尼泊尔来到中国。此外，宋代豆制品的制作技术日趋完善，也为素菜家族添色不少。
有人认为，宋代佛教的盛行为素食的兴起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但在吃货眼中，最重要的三个原因仍然是：好吃！好吃！好吃！——“炒”这种自春秋时期就出现的烹饪方法，在漫长的岁月里被无情忽视之后，
终于在北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大火猛油、高温加热，让食物原料中所含的芳香物质释放出来，立时香气四溢，且色、味、形俱佳，于是，“炒菜”很快淘汰了汤锅中被煮得一团浆糊的菜泥——很不幸，西餐中的大部分蔬菜至今还在遭此厄运。
从对烹饪技艺的研究上，足以看出宋人对“吃”的热情：在炒的基础上，他们还演化出了煎、燠、爆等制作方法，并在日后成为了中国菜肴最重要的制作方式；主食也花样翻新，将经过发酵的面粉蒸成蓬松柔软的包子，替代了硬邦邦的烤饼；也是在宋朝，人们开始注重菜肴的造型设计，做出了惟妙惟肖的“食雕”和别出心裁的花色拼盘……可以说，今日之“中国菜”的雏形，直至此时才定下基调。
调味：孔子云，吃肉一定要蘸酱
宋朝人也不是没有遗憾，比如他们就没有尝过玉米、甘薯、南瓜、花生、土豆、西红柿等的滋味。这些你我司空见惯的食材其实是东南亚的舶来品，明清时期才登陆中国，距今仅几百年历史，与它们一道来的还有榴莲、菠萝、槟郎、椰子等热带水果。
不过，若要挑出一个“最遗憾”的事实，一定没有异议，那就是——他们没吃过麻辣火锅，因为当时整个中国都没有辣椒这玩意儿。
尽管巴蜀地区的菜肴自古以来就被评价为“尚滋味，好辛香”，但那“辛香”指的是花椒、茱萸、姜、芥等刺激性食物，与如今所说的“辣”有本质区别。直到明代中晚期，辣椒才从沿海地区传入中国，而四川以辣椒为调味品更是清代乾隆以后的事了。但这并不妨碍“辣”很快取代“辛”，将传统的五味“甘酸苦辛咸”变成了“酸甜苦辣咸”。
中国人最早注意到的滋味是咸和酸。制盐业是历史上最早的手工业部门之一，早在春秋时期的齐国，就专门设置了“煮盐官”。最初的酸味则来自天然食材——梅。《尚书?说命》称“若作和羹，尔惟盐梅”，
意即用盐的咸味和梅的酸味所调制的羹汤，就是当时最好的美味了。
最初的甜蜜滋味也来自天然，中国人自古就懂得用甘蔗的甜味来料理食物，不过，用甘蔗汁制糖之法却到了唐代才由西域传入。
先贤们也不满足于简单的天然调和之味，以孔圣人为例，尽管当年在周游列国的时候常常饥一顿饱一顿，还曾在荒郊野外被人团团围住，绝粮七日，饿得爬都爬不起来，对美食却丝毫不肯放低要求，坚持“吃肉一定要蘸酱”。
最初是由肉糜加上盐制成的“肉醢”，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用粮食发酵而成的酱油、醋和被统称为“豉”的现代意义上的酱，工艺已经相当完善。这几乎是中国美食史上的第一次跨越：“酱”绝对是东方独享的调味料名称，而粮食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游离氨基酸所呈现的“鲜”味，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味觉符号，尽管“鲜”这个说法到明清以后才有。
在李渔、袁枚的著作中，“鲜”成了评价美食的主要标准，到了现代，颇受推崇的美食家张起钧也将“鲜”作为中国烹饪的主要特征之一——西方人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这种滋味，也无法用味觉来体会它的美妙。
口味：吃货不必为难吃货
似乎也只能用“鲜”来统领中国人的口味了：尽管食材上已经实现了“大一统”，但在“五味”的偏好上，因为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差异，各地却始终保持着参差多态。
四川人嗜辣，因其地处盆地、潮湿多雾，一年四季少见太阳，因而有“蜀犬吠日”之说。人的身体表面湿度与空气饱和湿度相当，若难以排出汗液，容易感到烦闷不安，时间久了还易患风湿寒邪、脾胃虚弱等病症，故经常吃辣可以驱寒祛湿、养脾健胃，对健康极为有利。
山西人爱吃醋，则是因为当地食物中钙含量偏高，易在体内沉积，形成结石，而醋恰恰可以使其溶解。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解释“南甜北咸”。北方气候寒冷，尤其是冬天难见新鲜蔬菜，便提前用盐把菜腌制起来慢慢享用，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吃咸的习惯。此外，北方天气干燥，人易出汗，需要及时补充体内盐分，也是原因之一。至于南方，阳光与水都十分充沛，盛产甘蔗，被糖分“包围”，自然就养成了嗜甜的口味。——慢着，明明昼夜温差大的北方气候更适合植物的糖分积累啊！
是的，的确如此。推翻你的固有认知吧，事实是这样的：在宋朝之前，南方人和北方人在口味偏好上还与现代截然相反，“大底南人嗜咸，北人嗜甘”。原因倒是跟上面的解释相同：北方气候适合糖分积累，而南方天气炎热易出汗，需要补充盐分，加之东南沿海享有鱼盐之利，为防止食物腐烂，常常做成咸鱼、腊肉来保存，因而口味偏咸。至于现代的口味调换，有学者认为，应是当年的大规模移民所致。
事实上，八大菜系的形成和众多民间美食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有赖于人口和不同饮食文化的往来交流，比如北京烤鸭的发明者，其实是南京人；原籍四川的苏轼老先生，所创的“东坡肉”居然被列入了杭州名菜。
所以，别再为粽子、豆腐脑的甜咸争得不可开交了，首先，须知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口腹之欲尤其如此；其次，同样长着一个中国胃，吃货又何必为难吃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