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庆历新政何以失败

2019-11-26 15:58:26

  自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北宋进入比较安定的和平时期,至宋仁宗庆历年间,经济、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俨然一派盛世景象。这时候,宋仁宗满以为能够解决西夏的边患问题,于是北宋与西夏进行了全面战争。结果却令人大跌眼镜,北宋军队三战皆败,同时国内还出现诸多兵变、叛乱和民变事件。

  宋仁宗并非昏君,面对内忧外患的局势,他没有无动于衷,而是力图化解危机。庆历三年(1043年),宰相吕夷简病退,宋仁宗起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让他们主持朝政,“兴致太平”。当年九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富弼,给笔札,责令条奏政事。范、富二人随即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谏官欧阳修等人也纷纷上疏言事,宋仁宗大都予以采纳,并渐次颁布实施。这便是史称的“庆历新政”。

  庆历新政主要体现在范、富二人所提出的十项主张里,具体内容分别为:

  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长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推恩信;十曰重命令。

  不难看出,以上“药方”可谓对症下药,意在整饬吏治、厉行法治、富国强兵。除了恢复府兵制,因“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大多主张都在宋仁宗的认可下得以施行。

  庆历三年底,范仲淹选派了一批精明干练的按察使去各路考察,自己坐镇,每当得到按察使的报告,他就翻开各路官员的花名册,将不称职者的名字勾掉。枢密副使富弼见他毫不留情地罢免一个又一个官员,不免替他担心,于是婉言提醒:“您一笔勾下去,就会有一家人在痛哭呢!”范仲淹坚决地说:“一家人哭,岂能与一路人哭相比。”经过严格考核,一大批碌碌无为或贪腐的官员被除淘汰,一批务实能员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财政、漕运等状况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开始有了起色。正直的士大夫纷纷赋诗填词,赞扬新政;民众也为之欢欣鼓舞,仿佛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庆历新政所推行的种种改革,在方方面面或多或少触犯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尤其是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权。因此,不肯让权让利的保守势力十分痛恨新政,以致迁怒于新政的主导者及支持者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并试图将他们赶下台,逐出朝廷,以中止新政。

  保守势力的代表人物叫夏竦,他是一个资深大员,曾做过镇守西北的主帅。宰相吕夷简病退时,他以为凭资历自己可接任宰相,没料想在欧阳修、石介的批评下,不仅没有当上宰相,连枢密使的职位也得而复失。于是他恼羞成怒,把矛头指向改革人物,给予猛烈攻击。他串通保守势力,到处煽风点火,散布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的流言,还勾结太监在仁宗面前进献谗言,诬陷范仲淹私树党羽。一时间,关于“朋党”之说甚嚣尘上,范仲淹等人感到压力很大。

  孔子说“君子不党”,反过来说,结党者即为“小人”。夏竦等人指责范仲淹等人结交“朋党”,意在将范仲淹等改革人物划为“小人”。既然是结党营私、品德恶劣的“小人”,那么驱逐或法办他们就是理所当然。此外,夏竦之流还懂得,封建帝王对“朋党”最为敏感,如若大臣拉帮结派形成“朋党”,势必弱化其权威,甚至危及其统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坐大?所以,只要不是白痴,任何帝王都不容许身边有“朋党”存在。可见,扣“朋党”帽子的用心,无非是挑动帝王敏感的神经,借帝王的猜忌与疑虑,给对手以致命打击。

  面对政敌抛出“朋党”之说,范仲淹非但没有胆怯退缩,而且提出“小人之党、君子之党”的说法予以反击。与此同时,欧阳修特地撰写《朋党论》一文上奏仁宗,重新诠释“朋党”之说,声称君子有党,“以同道为朋”,“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庆历四年四月,宋仁宗召见范仲淹时说:“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答对:“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

  对于范仲淹、欧阳修的君子有党之说,宋仁宗半信半疑,摇摆不定。最终由于夏竦使出小人的伎俩,促使仁宗下定决心,于庆历五年初将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逐出朝廷,为期一年四个月的庆历新政不幸夭折。事情的起因是,夏竦让家中一个使女天天临摹太子中允石介的笔迹,等到能够以假乱真时,便伪造一封石介写给富弼的密信,信里说要废掉仁宗。夏竦借题发挥,传播流言,诬陷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石介等人阴谋另立皇帝,犯下大逆不道之罪;于是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宋仁宗也许不相信流言,但是他不得不有所顾虑,毕竟保住皇位才是他的核心利益。为此,他只好做出痛苦而无奈的决定,打发范仲淹等人到地方任职,并中止新政。

  回头反思,庆历新政之所以失败,也是情势使然。当时情势是,除了少数锐意进取的有识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阶层大都满足于现状,只顾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顾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旦新政触犯了自身利益,他们就坚决反对,群起而攻之。随着新政的推进,反对的声浪不断高涨,包括受到仁宗信任的宰相章得象也加入反对大合唱,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

  朋党之争,一直是困扰北宋政局的死结,并且延宕到南宋时期。庆历新政因为朋党之争而夭折,王安石变法也因为新旧党争而失败。究其原因,根源在于儒家思想观念存在漏洞,朋党之说基于君子与小人的观念:君子不党,小人结党;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等等。这是简单对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观念,并不能客观准确地反应人性或人格;在现实生活中,结党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谋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而且一种学说一旦被提升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就会被一些政客用作打击政敌的武器,极具杀伤力。范仲淹、王安石都先后中枪,导致新政、变法失败,一个安于现状而不能锐意改革的北宋王朝最终被金兵打垮,丧失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