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痛批的“雅贿”官员们
被痛批的“雅贿”官员们
“玉石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
对于更多的贪官来说，那些高雅的爱好无非就是个幌子，能否换来真金白银才是实际。
杭州市前副市长许迈永后，办案人员发现其家中堪称一个小型文化博物馆，除多种玉器、鸡血石之外，还有齐白石、范曾、潘天寿、启功等名家字画。温州市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家中藏有书画作品195件，古代瓷器及西方艺术品27件，邮票、文物、鸡血石等1351件。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任武志忠的几处储藏室里，除成捆的现钞、金银条外，各种珍藏字画、手表等琳琅满目，数量高达2000多件。
办案人员指出，行贿人与受贿官员对“雅好”、“收藏”的价值心知肚明，“好的玉石、玉器远比其他钱财更安全，也更有价值和意义”。
而且，对于受贿官员来说，古玩、字画等不像现金那么“烫手”，也不像房产、汽车那么“惹眼”，且真伪难分辨、价值有弹性。即便有一日东窗事发，了，价格的模糊也可以成为很好的搪塞理由。《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景德镇采访时曾了解到，纪委的办案人员就某位官员受贿的瓷器专门到景德镇找作者本人核实。根据这位作者的市场行情，官员收受的瓷器价格已经飙升到了500万元。但瓷器作者回复纪委说，这瓷器也就值5000元吧。之后，只能不了了之，事实也无法求证。
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案审理中，争议最大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曾被鉴定为价值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文强当庭否认该画为真品。后经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对该画鉴定后，结论为：该画为一般仿品。
贪官收受的行贿物品中，假字画、假文玩不乏案例。是贪官“看走眼”了吗？或许不是。赝品背后隐藏着更多的“猫腻”。贪官也许并不在乎字画、文玩的真假，因为它们本不过就是为贪腐搭桥的工具。
在拍卖场上就有“以假为真”的戏法。送拍者送来一幅名家大作，真伪莫辨，但随即就有神秘买家高价拍了去。送拍者真金白银收入囊中。
当然，也有“以真为假”的时候。行贿者拿一件乾隆的花瓶，摆在某个不起眼的文玩市场，官员花1万元买了去，其实它值100万元。
事实上，纪委早有规定：官员不得收取古玩字画、不得收取润笔费等等。但是，对于贪腐官员来说，“变通”的方式仍有很多。多名纪检干部、专家建议，官员财产申报时应增加专门项目如收藏品，发现及时追究。
“好船者溺，好骑者堕”
古人云：“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近年来，官员玩物丧志、被爱好所害的案例屡屡见诸报端。其中个别官员对自己所好的领域还自觉颇有造诣，投身其中堪称“如痴如醉”。
2014年1月6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登的 《贪婪击退恐惧——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违法案件剖析》一文中就描述了倪发科的“爱玉成痴”：在赏玉、玩玉的需求感和满足感的驱使下，倪发科不能自已：看电视、看书，玉不离手；穿得多时，脖子上还要戴上一个玉石挂件；每到周末，把喜欢的玉石玉器铺开，一件一件欣赏；每隔两周，给精品玉石玉器逐一打蜡、上油……
倪发科还喜欢“斗玉”，常约上几个玩家，各带几块好玉，一起欣赏，比比谁的玉好。“此时的倪发科，已全然忘了自己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身份和该有的自我警醒、自我约束。渐渐地，倪发科玩得越来越出格，越来越放纵。”上述文章中说道。
及至，令倪发科痴迷的玉石，成了他受贿的铁证。2013年6月，经批准，纪委对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立案检查。经过两个多月的调查，纪委查实了倪发科的受贿问题，其收受的大量玉石占受贿总额近八成。
“主要收受玉石，倪发科案典型地代表了腐败形式的新变化。”安徽省纪委一名办案人员介绍，近年来，贪官受贿物品历经了从现金、房产到珍奇古玩的“三变”，玉石、字画、瓷器、古董、邮票等，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受贿清单中。
浙江省临海市文化广电出版局原局长周华清痴迷兰花，人称“兰花局长”，2009年因贪腐。他在忏悔书里写道：“正是自己养兰、爱兰，让别有用心的人有机可乘，最终被兰花俘虏。”
2014年9月21日，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秦玉海曾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作品曾获中国摄影界最高奖项“金像奖”。而摄影是一门“烧钱”的爱好。秦玉海动辄上百万元的摄影器材均系企业赞助。
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官员们在书画、摄影等方面的才情本无可厚非，但倘若抵挡不住行贿者的明枪暗箭，就会成为贿赂的重要通道。
厦门远华走私案主角赖昌星有一句话：“不怕领导讲原则，就怕领导没爱好。”据媒体报道，在远华走私案中的厦门海关原副关长兼缉私局局长接培勇，一开始并不买赖昌星的账。但赖昌星了解到接培勇酷爱书画，花重金邀请国内九位知名书画家联合创作了一幅《牡丹图》送给他，还请他为远华牌香烟题写烟名……终于一步步把他拉下了水。
来源：环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