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长时间以来，宋朝给人积贫积弱的印象。但是，历史上的宋朝真的是贫穷弱小的存在么？宋朝又为何给后世人留下了如此不堪的印象呢？
将宋朝描述成贫弱王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宋朝的改革派，一种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他们都怀抱着国家富强的强烈愿望。
宋朝的改革派。宋朝的改革兴起于庆历新政，至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达到高潮。改革总会遇到各种阻力，有的来自作为顽固派、保守派的既得利益集团，如庆历新政时期的夏竦集团;有的则来自不同改革路线的政敌，如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司马光。
为了论证改革的势在必行，必须将宋朝的现实描述得非常不理想，将改革的目标与未变革的现状对立起来。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富国强兵，积贫积弱也就成为改革派描述宋朝现状的一种模式。为了制造改革的，王安石向神宗皇帝上了一道《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全面批评宋朝前期因循苟且的萎靡政局，特别是财政制度非常落后，以致皇帝虽然很节俭，但是百姓还是不富裕;皇帝虽然很勤政，但是国力还是不强盛。甚至说只是侥幸没有遇上严重的天灾人祸，才保宋朝百年平安，暗示宋朝的统治早已摇摇欲坠。在一片富国强兵的呼唤声中，宋朝日益被描述成为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
但是，王安石变法是失败的。宋朝以后掌握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理学思想，是由宋朝的程颐、朱熹等人开创的，这些人无论在上还是在学术思想上，都站在了王安石的对立面。理学家倒也不一定反对富国强兵，但认为只有通过拯救道德人心才能实现富国强兵的梦想。所以理学家强调的是王安石心术不正，而不是宋朝如何的积贫积弱。
古代文人对于宋朝的一般印象，主要还是大兴文治，因为宋朝结束了五代的乱世，也结束了武人掌权的，通过科举，将国家的治理托付给了文人，文人对此还是颇有点感激涕零的意思。当然，面对北方的强敌，宋朝在军事上始终不占据优势地位，非但不能收复燕云，甚而亡于金、元，因此批评宋朝国势太弱者也大有人在。清初的王夫之直接指明，宋代其实是“弱而不贫”，他说仁宗皇帝“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皇帝则犯了“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的错误。
将宋朝描述成积贫积弱的第二种人，则是近代的一些史学家。
面对近代中国遭遇的劫难与屈辱，以及中国在西方列强面前所暴露出来的贫困孱弱，近代知识分子无不痛心疾首。特别是在侵华的背景下，有些历史学家将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到历史上，宋朝就成了他们抒发决心与悲愤心情的一种寄托。比如研究宋史的代表人物邓广铭先生，他于时期的研究专注于宋代的抗金英雄辛弃疾、韩世忠、岳飞、陈亮等。
而据当代史家考证，宋朝积贫积弱的说法，也正是在侵华的背景下出现的。到1963年，《中国史纲要》第3册中，明确将“积贫积弱”作为一个词组来描述宋朝，说宋神宗将“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中国史纲要》是很有权威的教科书，影响极大，“积贫积弱”也因此成为国人对宋朝的一般印象。
近代以来，也有些学者为宋朝描绘了一种与积贫积弱完全不同的形象，宋朝甚至被誉为古今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代。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认为，“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魅力的时代。中国文明在开始时期比西亚落后得多，但是到了宋代便超越西亚而居于世界最前列。”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夸奖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
的确，宋代是个全民皆商的社会，从事商品经营者包括：官员胥吏、皇室国戚、士人乡绅、寺庙僧尼、乡村农户、乡镇个体手工业者、行商坐贾、城镇市民、浮游人户、其他人户等等。在宋人的观念中，要想致富，就要经商，“农不若工，工不若贾”的思想越来越流行。
随着商品市场的扩大和进入流通市场的商品量的增加，宋代商品经济越来越发展为规模经营，社会上日益出现一批资产雄厚的大商人。譬如有的饭店拥有50余炉，雇工达100～200人;有的金银彩帛铺，交易动辄上千万;有的布商一次可交易5000匹等等。商业的经营方式有长短途贩运、产销一体化经营、行商坐贾联营、批发零售结合，以及包买包卖预买预卖等类型。
宋代也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时代，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项——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都是在宋朝完成的。北宋是个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随着理学的诞生，儒学在北宋实现了复兴，儒、道、佛三家也开始相互交汇地深入发展，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北宋完成了唐朝韩愈、柳宗元开创的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北宋占据了六大家。
宋代根本不是积贫积弱，反而是一个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科技进步、思想开放的时代。有些学者甚至还将中华文化复兴、中国现代化或者中国民主改革的希望，有意无意地寄托于宋朝的经验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