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培养"完全之人格"的现代人

2019-11-21 18:56:32

清华的“美德”是通过严格的管理培育出来的。学校管学生生活德育,剃头洗澡都要过问。学生的钱用存折支领,折子放在银行里,所以学校能明了各个学生的用度。规定两个星期写一封家信,大家一律穿蓝布大褂和布底鞋,不许出校门,见到校长时要垂手立正。学生犯过,或英文课两门不及格,就要开除。
  
  清华早期刊物上经常强调这样的思想,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换句话说,他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完全之人格”的现代人。
  
  大礼堂
  
  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史学家何炳棣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到1937年间的清华园。
  
  1934年秋,他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现校墙已拆除,此南门已不通),空旷草坪的背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式的大礼堂。
  
  “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的青铜圆顶,建筑整体和各部门的集合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堆成、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
  
  清华是个洋学堂,无论求学或者生活,都力求与美国大学接轨。就求学而言,上课有洋教师、洋课本,说洋文,图书馆里有最新的洋文书刊,科学馆有最新的科学仪器做实验;就生活而言,体育馆里可以游泳打球,大礼堂经常可以听到中外各路名人的演讲,周末还有电影可看。梁实秋的《清华八年》中有记录:大礼堂每个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主演的《蒙头人》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
  
  但是,学生们既知道学校所用的庚款是中国人的血汗钱,学校又建在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整天面对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难免时时袭上心头。徐葆根在《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中提出,“耻不如人”的意识一直是清华精神很重要的一点。
  
  何炳棣入学那一年,开学典礼是在“九一八”国难3周年的前一日举行的。当时的校长在致辞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
  
  “……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认同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裕即满足自乐。”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早期清华的教育,培养出一种相似的学者气质——在各自的专业之外,对中国社会保持强烈的热情和关怀。但是,与北大的奔放激烈不同,清华的风格更趋沉稳内敛,讲究“行胜于言”。
  
  朱自清在谈到清华精神时曾说,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
  
  清华1920届学生毕业时曾献给母校一块日晷,至今仍安置在大礼堂前大草坪的南端。
  
  下部底座镌刻着他们的铭言“行胜于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2005年,到访时,清华大学曾送他一尊雕刻精细的汉白玉日晷。“它基本上是一种象征,励志明心。时间在往前走,它会默默地提示,正在做的,永远比说的珍贵得多。”
  
  图书馆
  
  大礼堂东北越过小溪,便是图书馆。
  
  清华的图书馆有旧馆与新馆之分,时间跨度长达75年,但在外观上刻意保持了相似的风格,暗红石砖,西式拱窗。旧馆的东侧是当时清华“四大建筑”中最先动工和建成者,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分为上下两层,可容学生200多人。中西文阅览室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要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最新的装备,全国没有一个学校有那样的水平。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两个最流行的动词,一为“斗牛”,一为“开矿”。“斗牛”是去体育馆打篮球,“开矿”则是去图书馆看书。清华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严,所以学生大都十分刻苦,图书馆里经常座无虚席,鸦雀无声。
  
  曹禺的《雷雨》就是在这里写出的。他曾在《水木清华与雷雨》一文中怀念当年泡图书馆的生活:“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
  
  与曹禺一样,钱锺书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扫图书馆。据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回忆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与评语大都出自此君。
  
  曹禺和钱锺书二人是同学,都以天才著称,但彼此似乎并不如何欣赏对方。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46年,英若成考入清华外语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锺书。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规定此后每年预算中划出20%,即24万元,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其中图书经费10万元。这是清华成立以来最高的图书预算。当时,清华成了一个买书的大主顾。琉璃厂的各书店都有专跑清华的伙计。图书馆和买中文书的各系每周都有指定的时间接受样本,到时候图书馆门庭若市。除了书籍之外,历史系还收买档案,故宫收藏的明清两朝的档案,有时候都当废纸卖了,历史系一买就是几百斤至几千斤。
  
  理科专门书籍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大量购置的,每年购书经费达5万元,3年中理科书籍增至8000册,西文杂志400余种,中文杂志30余种。名人专著全集及绝版难的之书,亦复不少。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李郁荣教授在邀请MIT数学教授维纳访问清华的信中说:“清华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的一样完善。物理系的图书馆比哈佛的更加完善一些。”
  
  据何炳棣回忆,当时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被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例如外交史名家格兰1935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上下册《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1936年初秋就已经能读到。“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鋐老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批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的工作认真了。”
  
  毕树棠是个有趣的人物。季羡林先生在《温馨的回忆》中专门写一段来记叙他。“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毕树棠幼时家境清贫,在山东文登家乡读完私塾和小学之后,考入济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回乡任小学教员一个时期,1921年春应聘去海参崴西伯利亚铁道会中国代表办事处任英文翻译。3个月后办事处改组,遂取道沈阳到北京,经人介绍到清华图书馆任管理员。他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建立后又自学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
  
  体育馆
  
  名将孙立人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昔日清华生活:“清华有三种人,好运动的是武行,运动派;一种念书上图书馆的,叫老先生派,还有又不念书又不玩,游手好闲,喜欢找人这儿聊聊那儿聊聊的,就叫游手派。”
  
  他自己当然属于武行。他曾经是清华篮球、足球、手球、排球、棒球队的队长,率足球队击败过英国联队,率篮球队击败日本队夺得过远东冠军,当时同学之间称他为“站人”,意思是干什么事都能成功的人。
  
  在那篇回忆录中,他还调侃了“某人毕业要出国的时候,武行不及格,还得在水里爬,可是大家对他很爱护,很亲切”。这位“某人”大概就是他的同学梁实秋了。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曾经描写过自己游泳考试时在水中连滚带爬的搞笑场景。当时清华有硬性规定,在校8年“五项测试”必须通过,否则不能出国。比如吴宓,跳远跳了11英尺多,怎么也跳不过12英尺,被扣了半年,通过之后才出洋。
  
  根据马约翰的回忆录,当年清华的学生,虽未必各个都是赳赳武夫,但绝少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像施嘉炀、梁思成,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擅长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扭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马约翰是留美华侨,从1914到1966年,一直在清华待了半个世纪,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元老人物。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先把运动员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才带队去柏林。西南联大时期,一年级的学生的体育课都是马约翰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中英合璧,又说中文,又说英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
  
  事实上,清华自建校起,历任校长大都对体育非常重视,认为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极好方法。从周诒春校长开始,学校规定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是强迫运动时间。学校把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找这些学生,不是威胁、记过,而是说服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了美国才不会被外国人讥诮成“”,给中国人丢脸。有学生回忆:“马约翰老而益壮,三九寒冬要我们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在田径场先跑800米或1500米再进体育馆做体操。”
  
  清华的体育馆是在马约翰主持下兴建起来的,由墨菲设计,门脸不算高大,但是里面却极为讲究:进门后,门庭正面是室内篮球场,高级打蜡,柚木地板,左手是健身室,有鞍马、吊环、单双杠等设备,更可贵的是左手进去的室内游泳池。当年北京室外游泳池,也只有北门内、绒线胡同崇德中学、台基厂东交民巷使馆俱乐部这3处,而这里却在室内一年到头保持着温水。
  
  体育馆建成后,男生淋浴完全设在体育馆而不设在宿舍,就是为了“强迫”学生去运动出汗才能洗澡。当时最普通的出汗方式是参加“斗牛”——不论人数和规则,由你乱抢、乱打、乱投的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