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培养"完全之人格"的现代人

清华的“美德”是通过严格的管理培育出来的。学校管学生生活德育，剃头洗澡都要过问。学生的钱用存折支领，折子放在银行里，所以学校能明了各个学生的用度。规定两个星期写一封家信，大家一律穿蓝布大褂和布底鞋，不许出校门，见到校长时要垂手立正。学生犯过，或英文课两门不及格，就要开除。
　　
　　清华早期刊物上经常强调这样的思想，今日之学生，宜着重德智体三育固矣。换句话说，他们要培养的是具有“完全之人格”的现代人。
　　
　　大礼堂
　　
　　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史学家何炳棣写道，如果我今生曾进过“天堂”，那“天堂”只可能是1934到1937年间的清华园。
　　
　　1934年秋，他以一年级新生的身份走进清华校园的大门（现校墙已拆除，此南门已不通），空旷草坪的背面屹立着古罗马万神殿式的大礼堂。
　　
　　“无论是它那古希腊爱奥尼亚式的四大石柱，古罗马式的青铜圆顶，建筑整体和各部门的集合形状、线条、相叠和突出的层面、三角、拱门等等设计，以及雪白大理石和淡红色砖瓦的配合，无不给人以庄严肃穆、简单、堆成、色调和谐的多维美感。”
　　
　　清华是个洋学堂，无论求学或者生活，都力求与美国大学接轨。就求学而言，上课有洋教师、洋课本，说洋文，图书馆里有最新的洋文书刊，科学馆有最新的科学仪器做实验；就生活而言，体育馆里可以游泳打球，大礼堂经常可以听到中外各路名人的演讲，周末还有电影可看。梁实秋的《清华八年》中有记录：大礼堂每个周末放电影，每次收费一角，像白珠小姐主演的《蒙头人》连续剧，一部接着一部，美女蒙难，紧张恐怖，虽是黑白无声，也很能引发兴趣，贾波林、陆克的喜剧更无论矣。
　　
　　但是，学生们既知道学校所用的庚款是中国人的血汗钱，学校又建在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近春园，整天面对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难免时时袭上心头。徐葆根在《大学精神与清华精神》中提出，“耻不如人”的意识一直是清华精神很重要的一点。
　　
　　何炳棣入学那一年，开学典礼是在“九一八”国难3周年的前一日举行的。当时的校长在致辞中强调指出严重国难中学生应尽的责任。
　　
　　“……吾辈知识阶级者，居于领导地位……故均须埋头苦干，认同努力攻读，预备异日报仇雪耻之工作，切勿以环境优裕即满足自乐。”
　　
　　受那个时代的影响，早期清华的教育，培养出一种相似的学者气质——在各自的专业之外，对中国社会保持强烈的热情和关怀。但是，与北大的奔放激烈不同，清华的风格更趋沉稳内敛，讲究“行胜于言”。
　　
　　朱自清在谈到清华精神时曾说，清华毕业生不论旧制新制，在社会的各部门里做中级干部的最多。中级干部是平实的工作者，他们的贡献虽然是点滴的，然而总起来看也够重大的。
　　
　　清华1920届学生毕业时曾献给母校一块日晷，至今仍安置在大礼堂前大草坪的南端。
　　
　　下部底座镌刻着他们的铭言“行胜于言”的中文及其拉丁文译文。2005年，到访时，清华大学曾送他一尊雕刻精细的汉白玉日晷。“它基本上是一种象征，励志明心。时间在往前走，它会默默地提示，正在做的，永远比说的珍贵得多。”
　　
　　图书馆
　　
　　大礼堂东北越过小溪，便是图书馆。
　　
　　清华的图书馆有旧馆与新馆之分，时间跨度长达75年，但在外观上刻意保持了相似的风格，暗红石砖，西式拱窗。旧馆的东侧是当时清华“四大建筑”中最先动工和建成者，由美国著名建筑师墨菲设计，分为上下两层，可容学生200多人。中西文阅览室以软木为地板，故走路无声，不惊扰人。书库装玻璃地板，故透光，不需要开灯。在当时都算是最新的装备，全国没有一个学校有那样的水平。
　　
　　当时清华校园里有两个最流行的动词，一为“斗牛”，一为“开矿”。“斗牛”是去体育馆打篮球，“开矿”则是去图书馆看书。清华对学生的功课要求很严，所以学生大都十分刻苦，图书馆里经常座无虚席，鸦雀无声。
　　
　　曹禺的《雷雨》就是在这里写出的。他曾在《水木清华与雷雨》一文中怀念当年泡图书馆的生活：“从清晨赶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十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着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我才知道我一天没有喝水。”
　　
　　与曹禺一样，钱锺书到清华后的志愿是扫图书馆。据国学大师钱穆晚年回忆说：“及余去清华大学任教，锺书亦在清华外文系为学生，而兼通中西文学，博及群书，宋以后集部殆无不过目。”他还有一个怪癖，看书时喜欢用又黑又粗的铅笔画下佳句，又在书旁加上他的评语，清华藏书中的画线与评语大都出自此君。
　　
　　曹禺和钱锺书二人是同学，都以天才著称，但彼此似乎并不如何欣赏对方。一个有趣的故事是，1946年，英若成考入清华外语系，发现图书馆一本书的卡片上，借阅者只有两个人，一位是曹禺，一位是钱锺书。
　　
　　1928年，清华学校改制为“国立清华大学”，规定此后每年预算中划出20%，即24万元，作为增购书籍仪器之用，其中图书经费10万元。这是清华成立以来最高的图书预算。当时，清华成了一个买书的大主顾。琉璃厂的各书店都有专跑清华的伙计。图书馆和买中文书的各系每周都有指定的时间接受样本，到时候图书馆门庭若市。除了书籍之外，历史系还收买档案，故宫收藏的明清两朝的档案，有时候都当废纸卖了，历史系一买就是几百斤至几千斤。
　　
　　理科专门书籍也是从这段时间开始大量购置的，每年购书经费达5万元，3年中理科书籍增至8000册，西文杂志400余种，中文杂志30余种。名人专著全集及绝版难的之书，亦复不少。工学院电机工程系李郁荣教授在邀请MIT数学教授维纳访问清华的信中说：“清华数学系的图书馆与MIT的一样完善。物理系的图书馆比哈佛的更加完善一些。”
　　
　　据何炳棣回忆，当时西方新书出版不到一年往往已经被清华编目，或立即作为指定参考，或已插放在书库钢架上。例如外交史名家格兰1935年才在美国出版的上下册《帝国主义的外交，1890～1902》，1936年初秋就已经能读到。“这就必须归功于刘崇鋐老师经常对书目书评批阅之勤，选择之精和编目组主任毕树棠先生的工作认真了。”
　　
　　毕树棠是个有趣的人物。季羡林先生在《温馨的回忆》中专门写一段来记叙他。“我在校时，有一位馆员毕树棠老先生，胸罗万卷，对馆内藏书极为熟悉，听他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学生们乐意同他谈天，看样子他也乐意同青年们侃大山，是一个极受尊敬和欢迎的人。”
　　
　　毕树棠幼时家境清贫，在山东文登家乡读完私塾和小学之后，考入济南第一师范，毕业后回乡任小学教员一个时期，1921年春应聘去海参崴西伯利亚铁道会中国代表办事处任英文翻译。3个月后办事处改组，遂取道沈阳到北京，经人介绍到清华图书馆任管理员。他边工作边自学外语，以英语为主，兼学法语、德语、拉丁语，新中国建立后又自学俄语，被清华师生誉为“活字典”。
　　
　　体育馆
　　
　　名将孙立人晚年在回忆录中谈到昔日清华生活：“清华有三种人，好运动的是武行，运动派；一种念书上图书馆的，叫老先生派，还有又不念书又不玩，游手好闲，喜欢找人这儿聊聊那儿聊聊的，就叫游手派。”
　　
　　他自己当然属于武行。他曾经是清华篮球、足球、手球、排球、棒球队的队长，率足球队击败过英国联队，率篮球队击败日本队夺得过远东冠军，当时同学之间称他为“站人”，意思是干什么事都能成功的人。
　　
　　在那篇回忆录中，他还调侃了“某人毕业要出国的时候，武行不及格，还得在水里爬，可是大家对他很爱护，很亲切”。这位“某人”大概就是他的同学梁实秋了。梁实秋在《清华八年》中曾经描写过自己游泳考试时在水中连滚带爬的搞笑场景。当时清华有硬性规定，在校8年“五项测试”必须通过，否则不能出国。比如吴宓，跳远跳了11英尺多，怎么也跳不过12英尺，被扣了半年，通过之后才出洋。
　　
　　根据马约翰的回忆录，当年清华的学生，虽未必各个都是赳赳武夫，但绝少足不出户、手无缚鸡之力的病夫。像施嘉炀、梁思成，体育都是很好的。施嘉炀擅长跳高，梁思成很能爬高，爬绳爬得很好，后来到了美国，因为运动扭了腰，以后又得了肺病，身体才坏下来的。
　　
　　马约翰是留美华侨，从1914到1966年，一直在清华待了半个世纪，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元老人物。1936年柏林奥运会，他负责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工作，先把运动员集中在清华训练了一段时间，才带队去柏林。西南联大时期，一年级的学生的体育课都是马约翰教第一节课，上课的时候中英合璧，又说中文，又说英文，非常能鼓舞学生的情绪。
　　
　　事实上，清华自建校起，历任校长大都对体育非常重视，认为是养成高尚人格的极好方法。从周诒春校长开始，学校规定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是强迫运动时间。学校把图书馆、教室、宿舍都锁起来，让学生出来活动。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一些学生躲在树底下看书，马约翰就拿着本子东跑西跑，去找这些学生，不是威胁、记过，而是说服他们好好锻炼，有一个强壮的身体，到了美国才不会被外国人讥诮成“”，给中国人丢脸。有学生回忆：“马约翰老而益壮，三九寒冬要我们和他一样只穿背心裤衩，在田径场先跑800米或1500米再进体育馆做体操。”
　　
　　清华的体育馆是在马约翰主持下兴建起来的，由墨菲设计，门脸不算高大，但是里面却极为讲究：进门后，门庭正面是室内篮球场，高级打蜡，柚木地板，左手是健身室，有鞍马、吊环、单双杠等设备，更可贵的是左手进去的室内游泳池。当年北京室外游泳池，也只有北门内、绒线胡同崇德中学、台基厂东交民巷使馆俱乐部这3处，而这里却在室内一年到头保持着温水。
　　
　　体育馆建成后，男生淋浴完全设在体育馆而不设在宿舍，就是为了“强迫”学生去运动出汗才能洗澡。当时最普通的出汗方式是参加“斗牛”——不论人数和规则，由你乱抢、乱打、乱投的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