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在京举行的《2013中国数理化（理科）基础教育白皮书》发布会上，陕西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罗增儒，对我国高考的现状，及对高考改革的未来建议发表个人观点，同时也针对高考数学提出具体建议。以下为罗增儒教授观点详细内容：
标题有两个关键词——中国高考、我见——“中国高考”是说话的范围，发言不要离开这个范围，主题是“我见”。
说起高考，我有比许多同龄人更完整的经历：上一世纪六十年代我参加过高考；七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初期）辅导过毕业班高考（有的学生既是我中学的学生，后来又是我大学数学系的学生）；八十年代开始，我长期参与高考阅卷，并曾担任试卷分析主笔；本世纪以来又广泛参与高考录取和高考命题研究工作。可以说，高考的方方面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经历过，那就是“高考落榜”。虽然我没有亲自经历“高考落榜”，但我并不空白“高考落榜”的情感体验，因为当年我们都作好了“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准备（说来见笑，1962年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当晚，全家没有欢笑，因为“惠州至广州”一块八九毛的船票钱成了天大的现实困难），后来，我也经历或看到了亲朋好友的“高考落榜”。所以，下面的“我见”不是一个“高考受益者”的辩护，也不是一个“高考受害者”的控诉。说六点看法。
1、对于高考，要认识到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
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人才、委以管理责任，对于“世袭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他对社会矛盾的缓和也能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中国人发明考试实在是对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可以与“四大发明”同日而语。但是，人的才识和能力很难准确而完整地测量出来，考试，很大程度上只是通过样本看整体，必然存在局限性。
同样，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取消高考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通过高考选拔的人才为日后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智力支援。但是，经过30多年的累积，其内在的局限性也催生了一个中国教育的怪胎——应试教育。
所以，对于高考，我们要认识到其进步性与局限性并存。
2、对于高考，要处理好竞争性与和谐性的关系。
考试选拔本身就是一种竞争，招生人数较少时存在考不考得上大学的竞争，招生人数较多时也存在考不考得上“本科”、考不考得上“重点”的竞争，他的实质是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并不都是消极的，他促进青少年刻苦学习、努力进取；但是，这种竞争也并不都是积极的，特别是在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时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会影响人的健康和谐发展，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健康和谐，还会削弱考试本身的进步性，“科举”“八股”走向反面就是一个教训。
所以，对于高考，我们要处理好竞争性与和谐性的关系。
3、对于高考改革，要处理好公平性与创新性的关系。
为选拔竞争创造一个公平的环境是人们的共识，高考的信誉很大程度上在于公平，为了公平，试卷的覆盖面在加大，试题的标准化在加大，阅卷的客观性在加大，阅卷的规范性在加大……。正如多装铁栏有利于防盗而不利于消防一样，一个危险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公平性正在牺牲创新性。本来，选拔是要选拔创新型人才，结果却有“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看来，处理好公平性与创新性的关系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
4、对于高考改革，要处理好科学性与功利性的关系。
考试作为一门科学有自己的科学性规律，而千千万万的考生和家长在“未来社会地位竞争”的现实面前、在“市场经济”的无形大手之下，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功利考虑，所以，当下的高考，实际上是科学性与功利性相互妥协的产物。
记得，有一段时间推行标准分，但社会不理解，又退回来了，宁愿将人民币1元与1美元、1日元直接相加。
为了全面了解考生，增加面试不无合理性，但可操作吗？社会成本能够承受吗？这里有一个合理性与操作性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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