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玺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夏商周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那时，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信函往来，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以防人偷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瞿甲玺、亚禽氏玺、奇文玺）出现，当代考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这说明我国最古的史书《尚书》大传所载：商“汤以印与伊尹”一事，完全是事实。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佚名，原题：《“印”古时称“玺”：先秦印章源于劳动工具》
“印”，又名“印章”，古称“玺”，是我国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艺术门类。古代典籍中关于印的最早记载见于《周礼》：“货贿用玺节。”这个“玺节”就是后世所称的印章。
先秦印章：源于劳动工具
古玺起源于劳动工具——印模。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十”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是我国玺印滥觞期的代表作。最早的印刷术得到了印模的启示而形成。古人云：“古有印模拓印，用以传道先人之法；钤着痕迹谓之印，深擦谓之刷；深擦而使痕迹着于纸帛之上，谓之印刷”。原始社会的玺印主要用于陶器的生产上，“龙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迹说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玺印了。《后汉书·祭祀志》记载：“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
玺印起初只是作为商业上交流货物时的凭证，夏商周三代以后，“印者，信也”，玺印已成为权力的象征与凭信。那时，官员以佩玺来显现自己的权力和身份；信函往来，则在封口的泥块上用玺钤印，以防人偷看。20世纪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铜“商玺”（瞿甲玺、亚禽氏玺、奇文玺）出现，当代考古学者徐畅考证后认为，它们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诸侯的权力信物，这说明我国最古的史书《尚书》大传所载：商“汤以印与伊尹”一事，完全是事实。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手工业渐趋发达，玺印的用途逐渐扩大，被广泛使用于公文、财物、仓库等封检，作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或作为伴随墓主的殉葬以及公用财物、器物、牲畜的烙钤等等。这个时期还无印章一词之说，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称玺。邓散木在《篆刻学》中讲道：“（玺印）大者数寸，小者才至累黍，自天子以至庶民，所佩所执者，皆得称玺，质之金玉，纽之龙虎，亦各惟其所好。”这一时期的古玺有官玺、私玺、图像玺等。官玺多为铜质，白文凿铸，朱文较少，其文字为大篆。印面大约在2至3厘米左右见方（偶有长方），多为鼻纽，少数为柱、亭等纽。私玺，以姓名印为主，一般约1至2厘米见方。朱文私玺往往是宽边细文，白文私玺则多加厚边框。春秋战国亦出现不少的图像玺，主要刻铸人物、飞禽、走兽等图案和几何纹饰的图像，具有禳灾祈福与玩赏之功用。春秋战国古玺使用的是诸侯各国的文字，同一文字的写法往往各异，但从笔法上看，却刚劲有力、生动活泼。
秦汉印章：天子独称玺
“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创建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帝国。为了维护“大一统”的体制，秦代官印与战国官玺明显不同，东汉卫宏《汉旧仪》中说：“自秦以来，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玺只有皇帝独享，其它用印通称“印”或“章”。此后印章成了权力的象征，对于佩戴印章，尤其是官印，有了严格的等级区分，按官职大小、俸禄多少来决定印章的大小、质地、绶带及颜色等。
汉代是印章艺术发展成熟的鼎盛时期。汉官印分铸印、凿印两种，一般文官多用铸印，只有将军印和给少数民族的官印多为凿刻。将军章是汉印中一种风格独特的印章，它是在预制的金属印坯上击凿印文，这是由于军事活动频繁，武将调遣大多因军情紧急而必须立即拜封，印章便只能仓促凿成。明朝的甘旸在《印章集说》中言：“凿印以锤凿成文，亦曰镌，成之甚速……名曰‘急就章’军中急于拜封，故多凿之，以利于便”。将军用“急就章”，官职高的两凿成文，印章比较规整，官职低的一凿成文，简单随意。
随着道教的流行，汉代还有一种刻有“黄神越章”、“天帝神师”、“黄神之印”等道教用词语的印章，为道家和信教者随身携带，作为辟邪降魔、消除灾难之用，被称为“厌胜印”。晋代葛洪所著《抱朴子·登涉篇》中载：“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着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
魏晋印章大多延续汉印的形式与格调，官印大致和汉官印相同。但制作上凿印多于铸印，印钮有龟、驼、鼻等形制，工艺不及汉印精美。魏晋时由于封赠给少数民族的官印较多，为了使民族怀柔归顺，都在印首冠以“魏”、“晋”字样。在封赠时多较仓促紧迫，故以凿刻为主，因此形成了独特的凿印风格。
隋唐官印：佩戴变匣装
隋代由于纸张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于简牍上所能取得的狭小平面，于是印的边长从2。3厘米左右（秦汉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约合隋二寸）。由于印体加大，公印不像秦汉时期那样刊刻职官名发给官吏本人佩戴，而是转为发给以官吏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职官印向官署印的转变。公印不再佩戴而变为匣装，置诸衙署。
武则天时因觉得“玺”与“死”近音（也有说法是与“息”同音），遂改称为“宝”。唐至清沿旧制而“玺”“宝”并用。唐宋时期印章的凭信功能得到进一步强化，为了使钤盖在纸、帛文书上的印记更加清晰可识，官私印均大量采用朱文形式，以求其清楚、醒目。隋唐官印尚线条流动，到了宋、金时代，形成了一种以小篆文字为基础而一概笔画折叠盘曲之法的“九叠文”入印，形成了过分夸张和变形的官印样式。自宋代开始，还形成了一种以个人名号花写而制成的“花押印”，目的是使他人对自己的签押凭信不易模仿。
由于唐、宋时期书画艺术的发展，不少名家把印章用于书画，出现了收藏鉴赏印。诗人陆龟蒙在《戏题袭美书印囊》诗中说：“鹊衔龟顾妙无余，不爱封侯爱石渠。应笑休文过万卷，至今谁道沈家书。”他认为印章艺术的妙趣，胜过沈约的书。从此以后，印章的用途，开始由实用走向了艺术的道路。
两宋时期，与中原汉族对峙的皆为少数民族，在相互征战的过程中，印章也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靖康之难后，宋朝官员仓皇南渡，印信多有遗失。南宋又重铸公印，不过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号以别新旧”（《宋史·舆服志》）。而在金建国之初，则使用征辽伐宋过程中掠去的辽、宋官印。正隆元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缴袭用之辽、宋旧印。金朝末年战事频繁，只好扩大军队，增设军官，致使同一军职和同级军事机构的公印数量激增，同一名称公印只好按顺序编号。编号有两个系统，即五行系统和千字文系统。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