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体经济状况重要指标。
中国一季度GDP增速为7%，和去年第四季度的7.3%相比出现明显下滑，并创下过去六年来的最低水平。
随着中国公布一系列一季度数据，经济减速再次成为热议话题。数据显示，中国一季度GDP增速为7%，和去年第四季度的7.3%相比出现明显下滑，并创下过去六年来的最低水平。不久前公布的工业产出、价格指数和贷款量等数据也印证了中国经济放缓的现实。虽然经济放缓在过去两年逐渐成为一种共识，但放缓的程度以及政府应当如何应对仍存在很大争议。本文强调两点：第一，依靠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来估算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非常不可靠;第二，中国需要放弃过度依赖 GDP增长来判断经济周期和制定经济政策，应当考虑通过提高就业市场、价格和金融市场等多维度数据的质量，促进制定经济政策的科学性。这种政策转变对于中国经济转型期而言，尤其重要。
中国经济放缓从2012年以来已经在发生。与之对应，政府的增长目标也从原来的8%调整到7%。虽然增长目标只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但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远远大于1%。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目标被定在8%，但经济实际增长远超过这个目标。比如从1995年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前，中国GDP平均增速达到 10%。但从2012年开始，中国GDP增长连续跌破8%，2014年为7.4%。包括IMF在内的国际机构都纷纷下调今明两年中国GDP增长预期，不少机构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可能将低于7%。这对中国和全球经济而言，都将带来深刻影响。
经济增速下滑为中国制定货币和财政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讨论经济增长时，我们必须区分长期的趋势性增长和短期的经济波动。长期趋势性增长也被称为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反映了一个国家在现有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可持续的最优经济增速。现实中观测到的经济增长速度将围绕潜在增长率上下波动。比如美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往往被认为在2.5%到3%之间，而实际的经济增长既可能高于3%，也可能由于金融危机等原因远低于2.5%。经济增长高于潜在增长率时，会逐步引发我们常说的经济过热，造成通胀和金融泡沫等问题。反之，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长率意味着资源没有被充分利用，造成失业等问题。显然，经济偏离自身潜在增长会降低效率，因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降低经济增长中的波动性，实现可持续的高效经济增长。
由于实际生活中无法直接观测潜在增长率，往往造成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失误。比如一个国家的潜在增长率只有6%，但决策者错误地认为经济可以按照8%的速度增长，从而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经济，这样就会造成对经济的过度刺激，为未来经济过热埋下伏笔。评估潜在增长率的问题目前对中国经济而言尤其重要。随着中国经济减速，估算未来潜在增长率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如果错误估算，必然导致错误的经济政策，加大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与政策的初衷背道而驰。
目前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仍然有潜力按照8%的速度增长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其中一个主要论据就是中国的人均GDP距离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当年韩国和日本等国处于中国目前水平时，GDP仍以8%的速度增长了十几年。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经济学逻辑。发达国家代表了技术和经济发展的最前沿水平。一个国家距离这个前沿越远，就越容易通过学习发达国家的技术和吸引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种"后发优势"使得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目前中国人均GDP仍然只有美国的20%，既然韩国、日本在类似人均GDP的情况下，仍以8%的速度增长了十几年，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在中国身上。
但上面这种逻辑也存在几个明显缺陷。首先，不能想当然认为中国一定会按照韩国和日本等经济体的轨迹发展。从全球范围看，上述几个经济体是少数几个跨越" 中等收入陷阱"的幸运儿，更多国家在经历了和中国类似的起步阶段后，经济增速急速下降，并没有步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就业市场和法律体系的差异。新兴经济只有持续改善金融和就业市场效率，提高法律体系的公平和透明，才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目前推出了一系列改革，但仍然需要谨慎评估是否会像韩国和日本一样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次，中国的人口数量巨大，不能机械套用历史经验。中国人口是韩国当年的30倍，日本的10倍。如果真能像韩国和日本那样步入高收入国家，中国将成为首个以如此大规模人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但实现这个目标的难度也是前所未有的。由于人口众多，中国经济不可能像小型经济体一样仅仅通过外贸和外资就能持续拉动经济。此外，中国这样的大国步入高收入国家所受到的环境污染等因素制约也远远大于小型经济体。
第三，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模式虽然和当初的日本、韩国等有很强的相似性，但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转型也更加困难。比如韩国依靠三星等几个大型跨国企业就能支撑起整个国家的经济。然而中国经济体量庞大，必须通过更均衡的发展才能达到类似的辉煌。
因此历史上这些经济体的成功案例虽然对中国有一定借鉴意义，但用他们的增长经验推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必然存在很大误差，并不可靠。一些根据中国自身数据和模型判断的经济增长率并没有那么乐观。最近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格鲁索夫和合作者的一篇论文通过量化模型估算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认为今后15 年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只有5%左右。
由此可见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潜力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继续沿用GDP增速来判断经济周期和制定政策会造成很大偏差。经济周期更直接表现在通货膨胀和就业市场数据中。此外，还有更详细的就业和价格数据，帮助了解经济运行情况，比如空缺职位和申请工作者的比例，新增就业数量，工资增长速度，跳槽员工人数和跳槽原因等数据都是测量目前就业市场和整个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中国如果可以提高这些数据的质量，必然有利于把脉经济，科学制定转型期的经济政策。
任然(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学博士候选人)，王健(美联储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兼政策顾问)仅代表个人观点，和任职单位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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