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之死,最为读史者惋惜。据《后汉书·孔融传》,孔融是孔子三十世孙,以才德显名于世。正因出身名门,又名满天下,孔融起初并不愿为曹操和袁绍所用,没有听从幕僚的建议去投靠袁、曹二家:
时,袁、曹方盛,而融无所协附。左丞祖者,称有意谋,劝融有所结纳。融知绍、操终图汉室,不欲与同,故怒而杀之。[1](p.2264)
可知,孔融在早年就对曹操有“终图汉室”之议论。但曹操在许昌建立后:
及献帝都许,征融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每朝会访对,融辄引正定议,公卿大夫绵隶名而已。[1](p.2264)
孔融愿意效力于汉廷,却不愿意与曹操合作——孔融对于曹操的出身与行事作风,颇有微词,也数次讥讽曹操行事之风:(1)曹丕私纳袁熙妻甄氏,孔融上以“武王娶妲己”之讽;(2)征讨乌桓,孔融将之比作草芥小患,不值征讨;(3)曹操表制酒禁,孔融揭曹操粮草不足之短。孔融的讥讽毫不留情,且言语之巧妙颇为世人所欣赏。因此也引致了世人对“曹操杀孔融”一事的争论。一种很有影响的看法是:孔融有才华,而且蜚声海内,又讽刺了曹操;这些使得曹操在心理上难容孔融,最终杀了孔融。然而,曹操果真是因情绪而动杀心么?孔融不是一般文人,是天下名士,“杀孔融”一事对曹操的人心向背影响至重。以曹操之人生格局,果真能以此而“冒天下之大不韪”吗?
曹操在决策上是理智的。孔融对于曹操的嘲讽,远始于未入许昌汉廷之前。曹操不顾此等小节而坚持纳孔融于许昌,并不深究孔融事实上是效命于汉廷还是“曹营”。曹操深知,以孔融之声望,得此一人则得天下之心,反之则在许昌之外树立了一座反对他的阵地。这一点,前大将军何进深有体会:
(孔融)辟司徒杨赐府。时,隐核官僚之贪浊者,将加贬黜,融多举中官亲族。尚书畏迫内宠,召掾属诘责之。融陈对罪恶,言无阿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河南官属耻之,私遣剑客欲追杀融。客有言于进曰:“孔文举有重名,将军若造怨此人,则四方之士引领而去矣。不如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进然之,既拜而辟融,举高第,为侍御史。与中丞赵舍不同,托病归家。[1](pp.2262~2263)
孔融在当时得罪位极人臣的大将军何进,何进担心“造怨”“天下”,不仅不敢杀孔融,反而还要“因而礼之”,“可以示广于天下”。
曹操在理智上可以明确地认识到,纳孔融入许昌,讽刺之辞在所难免,他并不指望孔融效命于曹氏。但是曹操对于孔融的到来,却可以持积极态度,而不论其在实际上是否有积极作用。在《三国志·魏志·方技传》中,曹操同样纳入了为数不少的方术之士:“华佗之医诊,杜夔之声乐,朱建平之相术,周宣之相梦,管辂之术筮,诚皆玄妙之殊巧,非常之绝技矣。”这些方士在政事上并没有对许昌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曹操纳入方士,并不图于己有利,只求他们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远使诸将不复相顾君臣之礼”。同理,曹操纳入孔融,也不求有功,只求不要在许昌之外“幻惑众心”。曹操后来称孔融为“浮华交会之徒”。“浮华”一词在汉末魏初时,正是“幻惑众心”之意,这一用词同样用在了形容“魏讽谋反”与何晏等人的“太和浮华案”中。
曹操在很长时间内也能够容忍孔融对自己的嘲讽。这一点,可以对比《三国志》中曹操与曹丕对臣子的态度:曹操实际上要宽容得多。但是,或许是曹操对孔融相对宽容的态度,使得孔融在许昌的反对声音逐渐高涨,这引起了曹操的深重顾虑。一件具有实质性影响的事件是:孔融奏请朝廷不要封建诸侯:
(孔融)又尝奏宜准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内,不以封建诸侯。操疑其所论建渐广,益惮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潜怨正议,虑鲠大业。[1](p.2272)
曹操知道,孔融所论奏是针对他而言,“不以封建诸侯”暗示曹操不宜被封为诸侯,这显然影响了曹操对于权力和秩序的掌控。更重要的是,曹操敏锐地感到,孔融从此开始将逐渐扩大对他(曹操)上的批评(“操疑其所论建渐广”)。在曹操看来,当初对他个人的攻击还是可以容忍的,但是对其宏观蓝图的攻击,曹操的积虑是深重的。从此段话“然”字来判断,“然”之前省略了“曹操欲杀孔融”之文。因为孔融是天下名士,曹操只能“外相容忍”“潜怨正议”“虑鲠大业”。
此时,“山阳郗虑承望风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曹操致书孔融:
……往闻二君有执法之平,以为小介,当收旧好;而怨毒渐积,志相危害,闻之怃然,中夜而起。昔国家东迁,文举盛叹鸿豫名实相副,综达经学,出于郑玄,又明《司马法》,鸿豫亦称文举奇逸博闻,诚怪今者与始相违。孤与文举既非旧好,又于鸿豫亦无恩纪,然愿人之相美,不乐人之相伤,是以区区思协欢好。又知二君群小所构,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1](p.2273)
值得注意的是“又知二君群小所构”与“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这两句用词。“二君群小所构”说明郗虑与孔融的身边都拥有大量文士群体。“浮华交会之徒”也是相同的意思,意指“群小所构”。按照曹操在书中的意思,二人关系网甚广,如果两相攻击,则对于朝廷秩序影响太大,所以曹操要警告孔融。“浮华交会”,反应于孔融与郗虑身上,也正是私下结党,相互攻击的意思。
岁余后,孔融被“复拜太中大夫”。此为闲职,但孔融的势力非但没有被削减,反而“宾客日盈其门”,“故海内英俊皆信服之”。因此,曹操顾虑更重,而郗虑复构成其罪,二者均欲置孔融于死地。郗虑置孔融的罪状中“招合徒众”;跌荡放言”等字眼正中曹操心结(曹操“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之针对“浮华”)——此时的孔融,即使没有实质性的官职,即便是纳入了许昌,对曹操秩序的威胁仍然是与日俱增。孔融死于自己的“浮华交会”与“群小所构”,因为这些都违反了曹操对内部的秩序要求
杨修之死,同样为世人所惋惜。由于杨修小聪明至多,一种同样有影响的看法认为:杨修时常猜中曹操的心事,由此招致了曹操对杨修的杀心。曹操果真能够因为“鸡肋”小事而置杨修于死地?
从史实文字来看,“杨修之死”与曹丕的“夺嫡之争”关联颇密。《三国志》裴注引《典略》道,杨修“军国多事,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2](p.558)。后来曹植因为杨修的聪明而与他交好。裴注又引《世语》称,“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并且“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2](p.560)。但是,对于杨修之死,两个文献的记载却不一。《典略》称:“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2](p.560)《世语》称:“修遂以交构赐死。”[2](p.561)根据这两分材料,我们无法分辨杨修之死,但两份材料都带有“交”,暗含杨修为人交往不当所致其罪。而前面《典略》所举的几则材料,表明杨修在许昌中也的确在积极从事于士人交往。“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与交往有关的用词来形容杨修,在各种文献中是反复出现的。这不禁令我们再行品读孔融之死中的“浮华交会”“群小所构”等用语。“交会”“交好”“交关”“交构”这几个用词,是引起曹操杀心的关键词。
杨修在人事交往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能引起曹操杀心呢?在裴注中引用了多则材料来说明杨修是帮助曹植参与了“夺嫡之争”。“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曹丕也是与杨修交好的。从《三国志·陈思王曹植传》裴注引《典略》中对杨修的记叙来看,杨修正是因与曹丕及曹植的交相结好而死:
(1)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2)又是时临兰侯植以才捷爱幸,来意投修,数与修书。……(曹植与杨修间的书信往来,兼有文学与军国之事)其相往来,如此甚数。(3)植后以骄纵见疏,而植故连缀修不止,修亦不敢自绝。(4)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临死,谓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为坐曹植也。(5)修死后百馀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修以所得王髦剑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阳,从容出宫,追思修之过薄也,抚其剑,驻车顾左右曰:“此杨德祖昔所说王髦剑也。髦今焉在?”[2](pp.558~559)
在文段中,笔者以(1)到(5)对文段按文义进行了划分,以对文义进行梳理。(1)说明,杨修颇具才能,而且内外事宜都处理得极称人意。因此从“魏太子”曹丕到其他臣子,都“并争与(杨修)交好。”而曹丕是先于曹植与杨修交好。(2)说明,曹植感到自己受曹操宠幸日盛之后,开始注意结交杨修。(3)说明,曹植后来因自身“骄纵”而触犯了曹操的政令,被曹操所疏远。但是曹植与杨修仍未断绝往来。从“修亦不敢自绝”来看,杨修本有与曹植“自绝”之意。(4)说明,曹操以杨修“交关诸侯”的名义将其收杀。杨修自知自己的死因是曹植(“其意以为坐曹植也”);而且杨修还知道,以自己之行事,“我固自以死之晚也”。杨修为什么因为曹植而死?文段中(5)的记叙其实别具意涵。(5)记叙到,曹丕继位魏王后,对杨修赠送的宝剑时常佩戴在身边,并且还“追思修之过薄(薄命)也”。曹丕对杨修时常怀有思念之意。综合这段引文之意,杨修是因为与曹丕、曹植两兄弟之间交相结好的关系而被曹操所忌惮终招杀身之祸。
曹操最为看重秩序(曹操语“施于有政,是亦为政”中所反映的“有政”作为治理的最高理念,并且高于“为政”之举措),无论如何不能容忍他的继承人因私交朋党而起乱。曹操以“交构”对杨修赐死(上引裴注《世语》),其意也正是警告。本文第三部分还将对“夺嫡之争”过程中曹操所表现的秩序观进行论述。对于曹操而言,继承人对于秩序的掌控,以及宫廷内的人事关系,是不能被破坏的。崔琰的死因与杨修类似,作为曹植的近亲,崔琰却公开支持曹丕,崔琰在死前被曹操“贬为中尉”,不久即辞世了。
杨修投机取巧,爱好冒险之性格,展现在了裴注所引的每一则材料中。好结交,好投机,好冒险的行为,加上扰乱曹丕与曹植关系的问题,最终成为曹操之患。
曹丕与曹植之间的“夺嫡之争”是曹操生命后期最值得顾虑之事。曹操对于自己掌控许昌秩序的能力是有信心的;但是这在他的继承人那里,是否能够得到“继承”,曹操仍然深有顾虑。继承人的选择是困难的,尽管事实上的选择是在曹丕与曹植之间,曹操对于二人均不放心,甚至希望年幼的曹冲来继承已业,因为曹冲在年少时即能表现出“仁爱”之心,也善于处理事务。在曹冲早逝后,曹操对宽慰他的曹丕说,“此我之不幸,而汝曹之幸也”,而且“言则流涕”。
尽管曹丕较曹植为年长,但才高八斗(谢灵运颂曹植)的曹植,很得曹操的喜欢,几乎就要立植为继承人了。然而,喜欢是感情上的事情;选择上的继承人,理智上的权衡要占有更为重要的分量。在几经权衡后,曹操还是选择了曹丕。
曹植为什么失败了呢?《三国志·曹植传》中先记载了曹操看重他的原因:(1)“善属文”;(2)“舆马服饰,不尚华丽”[2](p.557),这符合曹操执政中的节俭政策;(3)“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2](p.557),反应机敏,深得曹操欢心。曹植最终失败的原因在于:(1)“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2](p.557)曹植因为“积攒羽翼”,为曹操所不满。(2)“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2](p.557),犯了曹操酒禁。(3)私自“开司马门”犯了曹操门禁。(4)曹操欲派曹植带兵去救曹仁,而“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犯了曹操军禁。这几条行为分别触动了曹操的政策(“积攒羽翼”)、经济政策(“酒禁”)、安全政策(“开司马门”)与军事政策(军禁),从各个方面突破了曹操维持秩序的“防火墙”。而最为重要的,将曹植从铁定的太子人选上拉下马的,还是第一条,与“丁仪、丁■、杨修等为之羽翼”。曹操认为,拉拢小群体的作为,将扰乱许昌的秩序,正如曹操对于孔融和郗虑“二君群小所构”的评论那样。
曹操对继承人的要求,不仅仅是“才(文才或武才)”,也在于“德(道德与能力)”,他需要一位“德才兼备”的继承人。曹操的长子曹昂是“德才兼备”者,惜乎早逝,曹冲也是如此。曹彰只有“武才”,不具备才能。于是继承将在曹丕与曹植之间产生。那么曹丕与曹植谁更“德才兼备”呢?在此需要说明,曹操对于“德”与“才”的考虑,当然是从继承人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德行与才能上来考虑的,因此这也有别于对于个人道德与个人才能的考虑。曹植虽然很有“才”,但更多是文才与个人聪颖,“德行”并不广阔,他建设小群体的作为尤令曹操反感。而无论曹丕在内心深处,是否真的能够接纳所有的、具有不同出身的士人,至少从场面上来看,在成功作为继承人以前,曹丕的人缘还是相对广泛的。为了决定究竟该选择曹丕还是曹植作为继承人,曹操还专门咨询了朝中大臣,如太中大夫贾诩、尚书崔琰、东曹掾邢颙、侍中桓阶、中尉杨俊。此外,尚书仆射毛■、曹掾丁仪、黄门侍郎丁讷也接受了咨询,尽管分量上不及以上五位。其中,贾诩聪明无双,并且在许昌低调隐世堪称“鬼才”,其与曹丕交好,他对曹操的回复颇有味道:
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兰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2](p.331) 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