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剑锋
曾称颂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用“硬骨头”概括了先生“不屈的精神”。
这种不屈也表现在他的“一个都不宽恕”上。
1936年9月，鲁迅在去世前的几个月，他在杂文《死》中写道：“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鲁迅为什么会有这种“一个都不宽恕”的心理呢？
从当时大的社会、时代背景而言，晚清末期民国前后，旧中国内忧外患，日薄西山，满目疮痍，那种大动荡远远超越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摆在了许多“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面前。他们敢于思想，渴求探索到一种普世的法则来解脱自我，拯救社会，这种探索无论在思想观念的深度和广度上，也无论在社会生活的范围和程度上，均是历史罕见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更迫切、更明显地融入这些知识分子的血液里。
从浙东地域风气而言，作为绍兴人的鲁迅，其思维方式和文字表达，与绍兴的社会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钱理群先生在《心灵的探寻》中谈到：“应该承认，在思维方式与相应的文字表现上，鲁迅与绍兴师爷传统，确实存在着某种继承关系。”
周作人曾对师爷传统的影响作过如下说明：“我们一族住在绍兴只有十四世……这四百年间越中风土的影响大约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东性，这就是世人所通称的‘师爷气’。本来师爷与钱店官同是绍兴出产的坏东西，民国以来已逐渐减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态度，并不限于职业，却弥漫于乡间，仿佛成为一种潮流，清朝的章实斋、李越缦即是这派的代表，他们都有一种喜骂人的脾气。”
从他受家庭变故的影响而言，许广平记载，鲁迅幼时每每穿上新衣，家人总是时时监视，警告他不要弄脏新衣，弄得他坐立都不自由，便觉得穿新衣是一件最不舒服的事情了。就连保姆长妈妈，也总是限制他的活动，拔一株草翻一块石头都要管束，也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
鲁迅在少年时期就遭受了祖父周福清下狱，父亲病重等变故，让鲁迅过早地承担了长子、长兄的责任，承受了巨大的精神重负，也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在皇甫庄外婆家避难的日子，更是受尽了冷眼，被亲戚们说成是“讨饭”的。这也给他少年的心灵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而在鲁迅到南京读书前，周家全族曾开家庭会议，内容对鲁迅家这一房是很不利的，其他房的长辈们逼迫鲁迅签字，鲁迅以请示祖父为由，拒不签字。
童年时代的阴暗经历，剥夺了鲁迅的幸福和快乐，促使他产生了怨恨的心理，包括对人、对社会的怨恨。大抵是因为缺乏“爱”的环境，造就了鲁迅的“不宽恕”。
陈涑渝在《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指出，鲁迅并非一开始就“不宽恕”怨敌，而“促使鲁迅反对对敌宽容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历史上无数血的教训”，即“面对压迫要反抗，对敌宽容是纵容”。
从他的经历处境而言，求学江南水师学堂，被人视作走投无路，只得将灵魂“卖给洋鬼子”。在矿路学堂，骑马时曾遭到满族旗人的侮辱。临近毕业又前途暗淡，他有幸被派往日本留学。甲午中日战争后，鲁迅及其同学走在日本大街上，更是遭受日本少年的辱骂。在日本他由寂寞转为呐喊，决心弃医从文。29岁回国后，他先是在杭州师范学堂任教，后去绍兴中学堂当教务长，之后又想去当译员，被拒。在“呐喊”还没有爆发前，他便抄写碑文打发时间，在《呐喊》自序中他反复提到了自己精神上的痛楚和寂寞。
有人认为鲁迅的“大爱”不是许广平，也不是周海婴，而是二弟周作人。周作人的行踪都跟随鲁迅，从绍兴而南京，去日本，回北京，后鲁迅在八里湾买房子，接鲁老太太、朱安夫人及周作人一家居住。鲁迅对周作人悉心爱护，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鲁迅急得惊慌失措，如临大敌。但在1923年，兄弟失和，直到鲁迅去世兄弟俩也没有“和好”，这成为鲁迅最难愈合的伤痛。
鲁迅在社会上名声日振，被视为“思想界的权威”，却又只能“忍看朋辈成新鬼”；南北流寓，与许广平的结合，投入的营垒，却又频遭背后的冷箭……曲折坎坷的人生旅途铸就了他矛盾重重的世界观。
亲眼目睹了社会上许多不宽容的事件，这更加深了鲁迅的怨恨心理体验。鲁迅参与各种论争时，始终保持永不妥协的姿态，将这些鲜明的个性特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而这些论争也带上了鲁迅“不宽恕”的个性烙印。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鲁迅“一个都不宽恕”的对象，仅限于那些坚持错误立场并心怀怨恨的人，而不是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改正了错误的论争对手。“不宽恕”就是不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不以背弃真理为代价进行个人的情感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在历次论争中的“不宽恕”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对“恶”的不妥协，凡是对人不公正、扼杀生命、违反、抹杀自由等坏事，都不能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