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觉、自信与自强

作者：刘勇张露
　　
　　百年风云激荡，百年文学变迁。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古老的历史中走来，它经历过与传统母体文化断裂的痛苦，更感受到降生的喜悦。曾几何时，浓烈的“老中国”气息使它步履维艰，被迫敞开的国门让它茫然失措，突至而来的“欧风美雨”更是让它惊叹自卑。但中国文学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迫使它必须清醒，由清醒而冷静，由冷静而自强。
　　
　　将“自觉”、“自信”与“自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发展理念，显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而对于20世纪乃至今天的文学发展特点而言，这三个极具总结性与开拓性的词语也同样适用。从“文白”之争到“为人生”“为艺术”之辩，从崇尚西方思潮到努力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从“铁屋子中呐喊”、“肩起黑暗的闸门”到90年代影响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自觉中发展，在发展中自信，在自信中自强。
　　
　　自觉于国民性的改造
　　
　　“自觉”，作为“五四”新文学的首要特征，也是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共同特点。“自觉”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它是发自内心深处的对民族、国家、人类的关切。20世纪的中国作家对自身创作有着自觉的选择，它自觉地以中华民族国民性改造为己任，以唤醒沉睡的国民为其毕生努力的方向。可以说，自觉于国民性的关注与改造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呈现给世界文学的厚礼，更是21世纪中国文学需要秉承从而走向未来的希望。
　　
　　20世纪中国文学对国民性改造的重视，显现出了中国作家对民族、历史深厚的爱。对中国当代作家有着重要影响的现代主义之父卡夫卡，如果不是对受难的犹太民族的生存充满了关怀与同情，对自身“无家可归”充满了无奈与悲哀，恐怕他永远无法写出如此孤独、荒诞的现代主义之作。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从来都不是美国学者詹明信简单的第三世界“民族国家寓言”所能涵括的。20世纪的中国文学虽与社会、历史与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这背后显然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
　　
　　“五四”一代人，心怀启蒙理想，誓以文学改造国民。他们当中真正以文学为专业的人其实很少，什么专业的人都有：哲学、教育、历史、金融、社会、音乐、雕塑、物理、纺织、染织、陶瓷、铁道、轮机、兵器、医学、农业等等。弃医从文的就不止鲁迅一个，还有郭沫若、冰心等，胡适是弃农从文。为什么当时几乎所有中国的有识之士都把目光和志向投向了文学，因为他们相信只有文学才能救国，唤醒沉睡的民众。因此，弃医从文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选择，而是整个一代人的选择。
　　
　　鲁迅作为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他的作品是改造国民性的最强音。鲁迅最先开启了新文学“为谁而写作”的问题，不论他日后的创作风格发生怎样变化，高度明确的写作目的从未改变。鲁迅关心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更关心整个民族精神上的深入骨髓的“病痛”。他拥有20世纪中国“最痛苦的灵魂”，而他的痛苦来自于他对中国民族劣根性最深刻的认知。面对徒有体魄、毫无精神可言的民族，他弃医从文，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开始了对自己、对民族最痛彻的鞭笞。他的文中常常有一种决绝，尤其是杂文，笔墨酣畅决然，其中透露的往往是一种割裂庸常的勇气，一种连根拔起这些污浊的国民性的决心。
　　
　　80年代的中国文坛，作家们的思想逐步解放，恢复自我主体意识、强调思想的启蒙与文化的复兴再次成为文学的历史性主题，而且与之相伴随的是鲁迅的精神的重生。王蒙、莫言、余华、韩少功、苏童、张炜、王安忆、方方……一大串名字永远地铭刻在历史的墙壁上，他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他们对于“人”自身思考的深刻、对“人本”强烈的重视，丝毫不亚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事实上，如果说“五四”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开端，那么80年代文学则是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里程碑。
　　
　　迟子建在《光明在低头的一瞬》中曾描写过一个扫教堂祭坛的老妇人，在她的身上，也有“一种永恒的光明：光明的获得不是在仰望的时刻，而是于低头的一瞬”。仰望星空固然是一种关怀，但是关注普通的人平凡的爱与努力，也是一种令人动容的情怀。人们经常将迟子建与萧红联系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她们都是东北女作家，更重要的是她们都忘不了那群黑土地上的人，铭记着他们的痛与爱。最近几年，阎连科的小说也常受到评论者的关注，像最近频频被媒体提起的《丁庄梦》，这部“中国版《鼠疫》”如同加缪《鼠疫》一样给你带来一种“刺痛”的感觉，如果说加缪的《鼠疫》因为时代的原因还让我们有些隔阂的话，那么这部中国版《鼠疫》则让我们真实地触摸到了现实中最不愿意触及的现实。从1994年的《日光流年》到2002年的《受活》再到2005年的《丁庄梦》，阎连科笔法越发成熟，他以一个个近乎荒诞的故事，刺痛我们的双眼，更刺痛我们的内心，让我们感受到人类生存的渴望与尊严。
　　
　　自信于中华文明的重生
　　
　　“自信”而“自省”，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特点。20世纪的中国文学颠覆过传统，批判过社会，有过呐喊有过彷徨，有过钱玄同的“废除汉字”、有过鲁迅的“铁屋子”中的挣扎……20世纪的中国文学“自信”而“自省”，自信来源于对自我的认知，“自省”也是一种自信，一种对自己民族文化走向未来的信心。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自省”中成长，同时在“自省”中有所坚持、有所肯定，肯定自己，肯定悠久的中华文明。
　　
　　20世纪中国文学有着几千年文学的积淀，又有面对世界的广阔视野，这使得它完全敢于尝试，敢于在历史的中轴线上不断调整自我，反省批判缺失，这就是一种自信。中国作家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从传统中来，更需要在与传统的磨合中向未来走去。姑且不说章太炎的“自贵其心，不在依他”，那旨在将东方的思想精髓用于社会制度的想法，就连最具批判精神的鲁迅，其思想与传统儒家也多有相同相似之处，且鲁迅也曾潜心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写出《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等研究论著。“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既批判传统，以“活文学”取代“死文言”，却又“整理国故”，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审视过往学术，“为真理而求真理”，对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深远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批判自我，但从不是放弃自我，它在批判中重生，更在批判中坚持“自立”。
　　
　　当我们翻开当代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韩少功的《爸爸爸》，这些被称为寻根文学的作品，它们到底在寻找什么，这个根又是什么呢？寻根文学的出现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包括受到像“拉美文学大爆炸”等的影响，但是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80年代的作家开始认真思考自己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安身立命的所在。我们的传统不论是民间的或是正统的，都曾给我们带来过很多启发，也有很多困惑，但是想要真正地解决困惑首先就是回到传统、了解传统。只有了解传统，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当下。当代作家不断地调整自我创作方向，不断地尝试多种创作手法，不断地在传统与现代间穿梭。像余华八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就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先锋文学创作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阶段。其实对于余华而言，90年代的放弃先锋写作姿态，回归现实的土壤，“用同情的目光看待世界”真不见得就是一种妥协与倒退。在文学创作日趋边缘的90年代，也许更为扎实、更贴近现实、更接近民间的某种文明的文学创作更容易引起民众的注意，激发他们的悲悯情怀。文学不能迁就大众，但更不能抛弃大众。当我们以更为宽容的态度去看待当代作家时，就会发现他们面对的其实是另一种挑战，呈现的是另一种信心。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不是以成为西方文学为目的的，就像叶兆言说的，“为西方写作是个伪命题”。尽管陈忠实《白鹿原》的扉页上写着巴尔扎克的名言“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尽管有人把它比做中国版的《百年孤独》，但是《白鹿原》终归只能是《白鹿原》。几十年历史的宏阔变迁，几千年民间文化的传承使我们看到了《白鹿原》艺术手法背后的深层次灵魂，那是中国的历史，鲜活的中国人与他们的爱。莫言说中国当代作家对马尔克斯既爱又恨，他们对于如何学习西方艺术也还有着自己的焦灼。鲁迅在30年代就曾说过“拿来主义”，鲁迅说，“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作为“拿来”的主体，要有真正的主体意识，而这个主体意识首先来自于对自我文化的自信，对自我文化的“自省”，如此才会有辨别，才会有取舍。
　　
　　自强于世界文学之林
　　
　　“自强”而“开放”的，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又一重要特征。如果说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地追寻文学的启蒙，自信强化了传统与现代的互动，那么20世纪中国文学自强开放的特征则推动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紧密交流。20世纪的中国文学属于世界文学，曾经的我们希望“师夷长技以自强”，但现在的我们更希望中国文学能够在世界文学中呈现自我，让世界了解我们的“自强”。
　　
　　20世纪中国文学积极学习西方，从形式到内容进行多方面的变革。20世纪中国几乎每个作家都曾受到国外作家的影响，鲁迅更是说自己的白话小说创作全仰仗之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小说。几乎中国每个文学流派都有自己心仪的国外作家作为自己学习的方向，撇开文研会、创造社、海派等深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的流派不谈，但就与中国传统文化连接较为密切的京派而论，其文学美学观也多受利普斯、布洛、克罗齐的美学影响，只是在具体论述时结合中国古代文学美学意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成功的范例。而当代特别是80年代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受到的国外影响更是不必说，存在主义、解释学、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等思潮蜂拥而至，而“拉美文学大爆炸”则直接刺激了中国“寻根文学”的产生，魔幻现实主义的热潮。20世纪中国文学交织着西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更重要的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中国文学慢慢具备了现代“人本主义”的情怀，虽然“立人”与“立国”的矛盾仍旧存在，但相比之传统儒家“小我”自觉消融于“大我”之中而言，这种矛盾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文学的美无国界。在黑龙江哈尔滨的呼兰区，我们常常能够看到成群的外国人去瞻仰萧红故居，这位只活了31岁的女作家，却给中国、给世界留下了惊鸿一瞥的生命传奇。歌德说，“艺术要通过一种完整体向世界说话。但这种完整体不是他在自然中所能找到的，而是他自己的心智的果实，或者说，是一种丰产的神圣的精神灌注生气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崇仰托尔斯泰，因为他那伟大而真诚的博爱从字里行间渗入到了我们心里；为什么会如此崇敬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他带着我们一起经历了人性的残酷与生命的复杂……
　　
　　当代的中国，或许缺乏一位如同博尔赫斯般有着世界影响力的大师，或许感叹鲁迅不再，但我们从不缺少努力、坚持、秉承“启蒙”、带着良知写作的作家。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文学才有了发展的良好土壤，才会在文学边缘化的当下让人们看到希望。去年张炜的《你在高原》出版，这部文学巨作卷帙浩繁，长达39卷，在一个文学消费的年代，作家如此义无反顾进行不倦的创作，单就这种精神就足以令人感动与尊敬。还有莫言，自80年代开始写作，笔耕不辍，他的小说往往血腥与温情交织，你说他具于魔幻色彩，但是他的小说又是这样贴近乡土中国。从《红高粱》到《透明的红萝卜》《檀香刑》，他的写作不断地变化，但是又如此一脉相承，他一直在崇尚、在追寻原始生命那种充满张力近乎撕裂般的野性美，追寻得几近走火入魔。他的思想是如此游离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既没有博尔赫斯那种对形而上、对种种二律背反的痴迷，但又绝不流于琐碎。也许有人说这反映了莫言创作的局限，或者矛盾之处。然而我们却认为这恰恰是莫言作为中国当代作家的伟大，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伟大之处。
　　
　　中国作家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使得他们无法割裂与现实的关联，他们关切民众的觉醒，关心社会的发展，发现“生活下面的生活”；但是又出于作家思考的本能，他们对谜一样的人类又有着种种本体性的好奇，这就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特有的景观——求索于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因为中国文学的自强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文学本身的自强，它更关切于民众的自强、国家的自立、人类的自由。
　　
　　回望百年中国文学，这是一段自觉、自信、自强的伟大历史，而它所谱写的更是20世纪中华民族自觉、自信、自强的宏伟乐章。百年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走向了独立，从贫穷落后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向前的精神造就了20世纪中国发展的奇迹，也造就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辉煌，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遗产，更是21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希望。(来源：中国作家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