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党史资料记载，对遵义会议产生重大推动和促进作用的应该至少是、、周恩来、四人，其中尤为关键。
确实，无论从酝酿到召开，还是从贯彻到落实，在遵义会议整个过程中，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遵义会议台前幕后的第一主角。
第一，“三人行”构筑了遵义会议的“物质基础”。长征出发后，同、走在一起。就是这一“三人行”，拉开了日后一出惊天动地历史活剧的序幕，这三人同行的相处中的观点深刻影响了张、王，组成了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队三人团”。用自己的话来说，“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
第二，通道会议改变了红军长征行军方向。红军在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但李德、博古仍让部队北行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然，红军后来实际上是按的主张，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逐渐扭转了危局。但问题是，长征前对五次反“围剿”也提出过不少正确意见，却都没有被采纳，为什么这次转兵贵州的主张却被接受?原因很简单，因为在湖南西北边境一个叫通道的县城举行的会议上，当时被人们视为党内地位仅次于博古的二号人物带头支持了的主张。正是由于的主张被会议采纳，才改变了红军长征路线，使红军避免了与兵员数倍于己的敌人正面交锋的危险。
第三，毛、张谈话搭建了通道会议的平台。据当时随军长征的罗明1986年回忆，罗到达通道的第二天去见时，碰巧遇上毛、张正在一起谈话，罗站在门口等候时不经意间亲耳听到了谈话内容。张对毛说：湘江战役通过四道封锁线后，红军损失惨重，敌人发现了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正在调集大量兵力展开包围。此时明确向提出：不能再照原计划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应改为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显然，他们二人的这次谈话是通道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通道会议则是遵义会议的一个重要前奏。
第四，张、王橘林谈话为遵义会议进行组织改选作了强力铺垫。遵义会议前，与之间有一个著名的“橘林谈话”。在一片橘林里，问：“我们这次转移(指长征)的最后目标究竟定在什么地方?”答：“咳，也没有个目标。这个仗看起来这样打下去不行。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出来吧!”
当晚，就把的这些话告诉了，然后又转告给了。几个人一传，几位将领也就都知道了张推举毛指挥军队的想法，大家都赞成让出来指挥。曾对此举作了这样一个评价：如果没有首先提出这个问题来，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开。他不提出来，也没有别人敢提。过去苏区多少同志因为提不同意见挨整呀。如果谁也不提，毛主席也出不来，我们红军就不可能胜利到达陕北，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发展。如果不是首先提出这个问题，遵义会议就只能是按照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而不是从组织上让进入常委参与军事指挥，问题还是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
第五，遵义会议上作反报告，为会议确定思想基调。会上，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作反报告。他旗帜鲜明、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然后，作了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发言，支持的反报告和的发言，并提出由来指挥红军。会议结束时，推选为常委，指定起草会议决议。之后，常委讨论分工问题，决定由取代博古担任，在党内负总责。
我们总说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和等一起为遵义会议成功举行建立了丰功伟绩。是促成遵义会议成功召开并使其落实的第一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