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奉行“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的政策，在、军事、财政、法律等各个方面，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制度。在这些制度当中，对刑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的安排，充分体现了宋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的制度建设的特点，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刑事案件的公正审理，同时，也呈现出其有别于其他朝代的独特性。
县是宋代的基层行政和司法单位，只能审判杖以下的刑事案件，而对徒罪以上的案件仅作预审，查清案情后，将犯人、证据等报州复审判决。知县拥有县内审判权，主簿协助知县审理案件，县尉负责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但不参与审案。宋代州一级的行政区划中，知州为最高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最高司法长官。其下设判官、推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司户参军、司法参军等职，负责司法事务。北宋初期，州拥有徒、流罪及部分死刑的终审权。宋神宗元丰后，州判决的死刑案的终审权归于路级的提点刑狱司。在州一级的审判机关内部，实行审和判分离的“鞫谳分司”制度，即州的录事参军、司理参军（在开封府则为司录参军）负责确定事实及案件的具体审理工作，而州的司法参军（在开封府为法曹参军）负责“检法断刑”，即根据已定事实确定应适用的法律条文，最后由知州作出判决。
宋代在州之上的路级行政区划中，设提点刑狱司，专门负责审查监督地方案件。提点刑狱司始设于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后废，至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复置为路级常设机构，当时规定任提点刑狱官者“所至专察视囚禁，审详案牍。州郡不得迎送聚会。所部每旬具囚系犯由，讯鞫次第申报，常检举催督。在系久者，即驰往案问。出入人罪者移牒覆勘，劾官吏以闻。诸色词讼，逐州断遣不当……如刑狱枉滥，不能擿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置以深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可知提点刑狱司官员不仅要巡查所部州县，监督复核刑事案件的审理情况，还负有弹劾违法的司法官员之责。宋代路级机构除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外，尚有转运司、提举常平司和安抚使司，统称监司。这四个司在职能上各有侧重，但同时都拥有司法监察权，因此，州司法官员不仅受到主管司法的提点刑狱司的监督，而且还受到其他监司机构的监督。同时，四司之间还要相互监察，防弊之网不可谓不严。
宋代的司法机关有大理寺、刑部和御史台。宋初时，大理寺负责断决全国各地上报的案件，再移送审刑院复审，之后将结果上报朝廷。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复置大理狱，恢复了大理寺的审判职能。大理寺分设左断刑、右治狱两个系统，左断刑掌管大辟以下疑案及命官、将校罪案的审理，右治狱负责京师百司之狱。刑部主要负责复核全国的已经判决的死刑案件。宋太宗为防止大理寺与刑部之间不能相互监督纠错的弊端，曾专门设置审刑院，规定凡大理寺断决并送刑部复审的案件，都要再送审刑院复查，审刑院作为一个独立机构从外部监督大理寺、刑部。御史台本为宋代最高监察机构，职能是监察文武百官，包括司法官员。同时，御史台也具有审判职能，主要负责审理官员犯罪案件、诏狱、各级上报之重大疑难案件等。
除宋太宗设置审刑院对大理寺和刑部进行监督外，宋真宗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还专门设置了纠察在京刑狱司，从司法系统外部对包括御史台在内的及京畿司法机关进行纠察监督：“其御史台、开封府、在京应有刑禁之处，并得纠举。逐处断徒以上罪，于供报内未尽理及淹延者，并追取案牍，看详驳奏。”（《宋大诏令集》卷一百六十一）如被纠举的机关有异议，则另外委派其他司法机关审核决定。王安石任纠察在京刑狱时，曾认为开封府对一件刑事案件的定罪量刑是错误的，开封府不服，遂命审刑院和大理寺审查决定。经审查，审刑院、大理寺同意开封府的意见，王安石虽被免予处罚，但仍由于不承认过错而被调职（《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八）。
上述宋代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为司法公正提供了制度保障，刑事案件的再审监督程序则是其重要体现。在重大刑事案件审判过程中，如发生案犯翻供，则须启动再审监督程序，将案件移送不同机关重审，史称“翻异别勘”。宋代的翻异别勘分为两种情形：一是“移司别勘”，即在原审判机构内，由原负责审判的部门将案件移送另一部门重审；二是“差官别推”，由上级机关委派其他官员对案件进行重审。为了防止犯人反复翻异，别推再审原则上以三次为限，三次审理结果都相同的，便不再受理。南宋孝宗时，别推再审的次数曾增加为五次。即便启动再审监督程序，审理不实的情形依旧存在，犯人家属对州县寺监审判结果不服的，还可以通过直接向设置的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军头引见司等机构申诉，请求对案件重新审理。
综上所述，宋朝依据分权的原则，从功能和机构两个方面，建立了以司法系统自我监督纠错的司法内部的监督机制，以及为防止弊端，或在发现审判错误后启动的司法外部监督制约机制。但是，宋朝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其正面作用不应被夸大。首先，宋朝实行刑事审判监督机制的目的在于追求裁判结果的正确性，但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出现法外执法现象，在制度层面上为行政权干涉司法提供了机会，反而导致了司法的不稳定性。其次，在司法不独立的情况下，司法公正无法得到充分保障。法官既是司法系统成员，又是行政权力系统成员，行政管理权与司法管辖权相混淆，同时又相互渗透，使司法容易偏离法律，在法治中掺杂着人治的因素。因此，宋代刑事审判的监督制约机制虽然促进了司法的公正，但其作用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