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火炮技术落后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

　　一、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武器装备落后的原因清军武器装备之所以落后,除生产落后等客观原因外,还有两个主观原因:首先清政府自我封闭,对外国先进武器制造技术不能取其所长,补己之短,以致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几年内,中国的武器制造技术并无多大进步。其次,清政府对一些精于制造武器的人,不能重用或用非所长。故此辈怀才不遇,不能在武器研制方面大显身手。清军武器装备也因之得不到改进。御史吴焯因“广省人买置外洋炮,兼能制造”,所以建议清政府“募广省人抵津铸炮”,但清政府却以“现在京师炮位,足敷应用,铸造亦不乏人。若自粤运津,所费既多,招募亦非易易”为由,将其建议置若罔闻。这种盲目的自信又一次断送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来改进本国武器的机会。“炸炮子于攻剿甚为得力”,且“外火器营营总穆腾额能于制造”,但清政府却没有让穆腾额专门研制炸炮子,而是让其带领“山西大同官兵”冲锋陷阵。用非所长,穆腾额等军工人才制炸炮子的才能得不到充分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炮弹制造技术的发展。
　　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火炮制造技术落后的表现(一)清军火炮制造技术的落后就火炮制造技术而言,“中国的火炮技术在19世纪以前并未落后于西方,但因18世纪末以后欧洲在爆炸弹方面取得重大的技术突破,遂使鸦片战争时的双方火炮技术存在某种实质性的差距”。即在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在造炮技术方面,并没多大差距,火炮技术的差距在于炮弹的威力不同而已。但鸦片战争以后,情况就不同了。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的造炮技术不仅没有进步,“反见低落。重型火炮只是重量的增大,而质量降低。许多新造的火炮,一发射身管就炸裂;火药非常粗糙,有时弹丸刚出炮口就落于地里”。
　　(二)清军炮管制造的落后首先,就火炮身管的坚硬度和承受压力的能力而言。因钢铁铸造技术的落后,清军所造炮管不结实,承受不住火药爆炸时产生的强大压力,故经常出现炮管炸裂的情形。咸丰八年(1858年,下同)九月,僧格林沁在大沽口演放“由都运到京局铸造”的一万二千斤大炮时,发现其中一尊“因药力过足,炮子稍紧,出有裂纹情形”。这种一演放就炸裂的大炮用于战争,其结果很可能是没打伤敌人,却先伤了自己。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清军的“炮位亦间有震裂”。虽然第二次大沽之战,清军取胜了,但若战斗持续下去,这些炮管被震裂的大炮就将无法使用,就会影响清军的作战。其次,从炮管有无膛线来看。枪炮据弹药装填的部位可分为前装枪炮和后装枪炮。前装枪炮据其有无膛线,又可分为前装滑膛枪炮和前装线膛枪炮。膛线,亦称“来复线”。其作用是使弹丸出膛后,高速自转飞行,以保持飞行稳定,提高射击的精度,增大侵彻力。尽管清朝制造线膛前装炮“大约开始于1847年”,但清军在此战中所用的大炮基本上都是没有膛线的滑膛前装炮。
　　八年七月初八日,僧格林沁奏报说:“其京、通炮局赶铸炮位,京局铸成一万二千斤大铜炮三尊,尚须净膛磋光”,“至京局铸成炮位,现委瑞禧前往,会同明泰赶紧督催掏膛”。可见清军此时的大炮仍是滑膛前装炮。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制炮技术有了质的飞跃:后膛线装炮开始出现,并逐步用于实际战斗中。1845年,意大利人卡瓦利少校“使炮闩(闭锁机)、药室和线膛三者结合,实现了从后装填”,“造成了一门真正有效的后膛来福线式的火砲”。“1854年,英人阿姆斯特朗改进其炮闩,属于锁栓式(楔形),加上预压紧塞具,制成更为完善的后装炮。”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所有的强国都开始试验有来福线的后膛火炮。”“在1859年,……来福线的火炮也大量的使用”。线膛后装炮的出现和使用,克服了线膛前装炮的“弹径必须略小于口径,炮弹与膛壁之间有一定空隙”的缺点,避免了火药燃烧时所产生的气体从炮弹与膛壁之间的空隙泄出,使火药对炮弹产生的推力趋于平衡,使炮弹能够密接膛线围绕它本身纵轴线旋转,从而使火炮在射程和精确度上大大提高。在此战中,“英军使用了最新式的亚姆斯特隆炮,法军也使用了新的炮”。清军落后的滑膛前装炮与英法联军先进的阿姆斯特朗炮及炮的不同性能给战争双方带来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