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公元前260年战国时代的秦赵长平之战，秦胜赵败，赵卒被斩杀活埋者达四十五万人，赵国元气大伤，从此衰败。
发生在公元前260年战国时代的秦赵长平之战，秦胜赵败，赵卒被斩杀活埋者达四十五万人，赵国元气大伤，从此衰败。其导火线是赵孝成王听信平原君接纳韩国上党太守冯亭的投降，赵国虎口夺食，占有秦国的胜利果实，被司马迁批评为“利令智昏”。实质上，赵韩唇齿相依，赵救韩，实为自保。赵王接受冯亭之降，原因有三：其一，从地理态势增强邯郸西部的防务，上党入秦，邯郸的门户洞开，此所谓唇亡齿寒，赵不可不保。其二，秦兵东进，意在吞并各国，东方各国都清楚，与其坐等秦国各个击破，不如联合一拼。东方各国又想联合，又不敢联合，因为谁先联合，秦又会先攻谁，于是各国处于两难选择。如今秦兵到了家门口，韩国又入地，入地增赵形胜，于是赵不惜一战受韩地。其三，赵惠文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0年)，秦二十万大军攻韩，赵援救，秦赵阏於之战，赵胜秦败。此时赵国为三晋之首，有与秦抗争的能力。
综上所述，平原君主张接纳冯亭是正确的决策。司马迁批评平原君“利令智昏”，是警惕人们，不要无故受益，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是对的。
战争场面图
1、天降馅饼
赵孝成王四年(公元前262年)，韩国上党太守冯亭上书赵王说：“韩国无力守上党，(韩王通知)投降秦国。但上党的官民都愿归附赵国，不愿做秦国的臣民。今冯亭献上上党郡十七座城邑的地图、人口数额，全体官民向赵王叩头，再叩头，请赵王赐福上党人民，听候赵王的裁夺。”
赵王大喜，立即宣召平阳君赵豹入宫，通报这件事，征询赵豹意见，是否接纳冯亭。
赵豹说：“圣人甚祸无故之利。意思是说圣人把无故发横财看做最大的祸害。这块烫手的山芋拿不得，一定有祸患。”
赵王说：“冯亭感念我赵国的德泽，怎么能说成是无故呢？”——赵王自认他的德泽远播，圣人所谓徕远人也！
赵豹说：“秦国蚕食韩国土地，切断了上党的通道，认为上党已是囊中之物。秦国攻韩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不明摆着是秦国出力、赵国得利吗？这种便宜事，即便是大国欺负小国，小国也会反抗的。如今秦强赵弱，是弱国去夺强国的口中食，这怎么不是无功受禄、无故得利呢？再说秦国，攻韩国三年，把灌溉耕地的水都用来在运输渠中运送军粮，秦国政令畅通，军力强大，急红了眼要夺韩地，赵国插一杠子，难道不是招祸吗？”
赵王说：“就按你说的，不就是要打一仗吗？即使是用百万之军，攻城略地，穷年累月，还攻不下一座城池。这不费一兵一卒，坐享十七座城，又是送上门来的，是多么大一笔财富啊！”
当时的形势是，秦国是超级大国，不断向东扩张，志在统一天下。往远处说：
——在十六年前的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攻打楚国，夺取大片地方，攻破楚国都城郢都，迫使楚国向东迁都到陈(今河南淮阳)，楚国破碎。
——在十二年前的公元前274年，秦攻魏大梁，杀死魏兵四万。
——在十一年前的公元前273年，秦将白起打败赵魏联军，杀魏兵十三万，活捉赵兵两万，全部沉入黄河。
——在三年前的公元前265年，赵孝成王元年，秦军大规模攻赵，夺走三城，齐兵来救，秦国退兵。
——就拿这次战争来说：秦国在三年前就发动了攻韩之役。先是，白起攻韩，拿下陉城等五座城池，杀韩卒五万，史称秦韩陉之战(陉在今山西曲沃境内)，第二年，秦兵攻打南阳(今河南济源，原魏地，当时由韩、赵掌管)太行道(羊肠坂道)。第三年，秦兵攻下野王(今河南沁阳)切断了韩都与上党的太行道。冯亭降赵，其目的是引赵为援，韩、赵共同抗秦。
如上所述：秦、韩已经攻战三年，眼看口中食为赵所取，秦国当然不答应，赵国接受冯亭之降，就一定要与秦大战，赵豹说：无故贪利是大祸。赵王说：得十七座城池增强赵国力量，不惜与秦战。
赵豹出宫，赵王宣召平原君赵胜(赵王之弟，任相国)、宗室赵禹进宫商议此事。平原君、赵禹两人说：“动员百万大军，经年累月攻不下一座城，一下能得十七座城，这是大利，机不可失。”于是赵王下定决心，接纳冯亭。赵王为了表示极为看重，派最高国务大臣平原君赵胜到上党受降。以三万户封太守冯亭，以三千户封各县城县令，世世为侯。其他官吏加爵三级，人民每人赐金六镒。上党为赵地后，赵国派廉颇为大将入援上党。
冯亭辞封说：“我冯亭受封有三不义：我为封疆大臣，无力守上党，不能死难殉国，一不义也；韩王命我降秦，我违背主命降赵，二不义也；我受封等于是出卖国家土地，个人得利，三不义也。”——冯亭预料秦、赵之间将有一场恶战，是他将给赵国带来重大灾难，所以辞封。
2、老将持重
秦将白起是秦国名将，诸侯闻之胆寒。白起作战非常野蛮，他大规模杀降，或活埋，或斩首，或沉入黄河。秦国东进从公元前364年的石门之战起，到公元前234年的平阳之战止，一百三十年中，共斩杀六国士卒一百六十七万人，单是白起率众人斩首坑杀的即达九十万人。史称秦国为“虎狼之国”，称白起、王翦为“豺狼之徒”。由此可见，那时战争之酷，秦军之野蛮。
秦军野蛮作战有以下原因：
(1)秦崛起于狄戎之地，遗游牧抢掠残杀之风。
(2)商鞅变法后，以杀敌首级论功，勇战者奖，怯敌者罚，要求人人争死疆场。
(3)以野蛮杀戮震慑敌人。这同时也增加了战争成本，迫使敌人拼死抵抗。这种野蛮战法是一把双刃剑。
由上所述，秦人作战拼的就是实力。赵得上党，增强国境的安全系数；秦要东进，更要复仇，打击抢夺者。双方都将拼全力。公元前262年双方调兵遣将，沉寂了两年对峙终将有所动作。
公元前260年四月，秦赵两军对阵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秦军前线统帅为王龁。
——四月前锋接战，秦军阵斩赵军裨将赵茄。
——六月，秦军攻破赵军两座哨卡城堡，杀了四个赵军尉官。
——七月赵军坚壁固守，秦军又攻破赵军营寨，夺取了西垒壁，又杀了两个尉官。
赵军连败数阵，廉颇避其锋芒。赵将廉颇是一位沉稳持重的大将，秦人很怕他。秦军多次挑战，赵军岿然不动。赵王多次下达出战令，廉颇仍然不出，秦军无可奈何。
3、秦施反间计
秦军远道进攻，持久不利，强行进攻打不破赵军坚壁。双方对阵军队超过百万。双方持久都是巨大的消耗，赵王也急于求战，秦军更急。但持久战对赵军有利，廉颇坚壁以待，无疑是正确的战略。秦军如何打破僵局呢？
秦相范雎，展开外交攻势，他派出大批间谍到赵都邯郸，用千金厚币行贿赵王左右及用事大臣，说廉颇的坏话，又散布流言，说秦军最害怕“马服子”为将。马服子，就是马服君赵奢的儿子赵括。十年前(公元前270年)的阏於之战，就是赵奢为将打败秦军的，当时赵将廉颇、乐乘都不敢为帅，赵奢一战成名。他的儿子赵括好读兵书，好骑马射箭，又好夸夸其谈，认为天下善于用兵的人都不如他。赵括和父亲赵奢辩论兵法、战略，赵奢都说不过他。但赵奢评论，赵括是纸上谈兵，断言赵括为将必败。但在社会上赵括却有很大的名声。秦人抓住赵王急战和赵括的虚名，反间计得以成功。赵王下令召回廉颇，用赵括为全军统帅。
4、临阵易将
临阵易将，犯兵家之大忌。但事实证明主帅连打败仗，必须易将才能扭转败局时，应及时换将。如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军在北非战场，连连败北，丘吉尔改任蒙哥马利后，扭转战局。苏德战场，苏军连连败退，到斯大林格勒战役这一生死关头，斯大林改派，转败为胜。如何易将，关键是分析胜败原因。如果优势战败，这个将必须换；如果即将全线崩溃，或主将一筹莫展，此时也须换将，打开新局面。长平之战，秦强赵弱，秦军又挟乘胜之威，硬拼打阵地战，赵军不敌是正常现象。况且廉颇没有败，只是前沿接触，试探性战斗，不成即改变战略，坚守疲敌，秦军强势一筹莫展。因为攻守形势，兵力悬殊。攻方三倍于敌，才是平手，五倍于敌才有必胜把握。秦军没有这么大的优势。赵军在第一线四十五万人，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了。秦军作为攻方，第一线差不多只能与赵军相当，约五十万人，只是气势更胜，战力更强，但优势有限。后勤供应，秦军不如赵军，秦军战线长，久拖不利。廉颇的坚守不战，消耗秦军士气，待其疲，克敌制胜，无疑是正确的战略。再说廉颇已经遏制了秦军的攻势，赵王换将，实属不妥。
这时换将意味着改变廉颇的正确战略，是绝对错误的。改坚壁为进攻，也就是以短击长，蔺相如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上书赵王说：“赵括徒有虚名，他只会读兵书，不懂得临场变化，打仗按书本，好比弹奏琴瑟，用胶把弦柱粘牢，只能弹出一个声音，哪成乐曲。”(《廉颇蔺相如列传》原文：“王以名使括，若胶柱而鼓瑟耳。”)弹琴拉二胡，音调的高低要靠调节弦柱的松紧来转换。琴柱将弦转紧，则音急调高，琴柱将弦调松，则音缓调低。如果调弦的柱被胶粘牢，不能调弦松紧，只能弹奏一个声调，就不成乐章了。比喻赵括带兵，只懂一味进攻、蛮干，改变廉颇的战法，必然要失败。由于当时蔺相如生病，没有人可以强谏赵王，他的一纸上奏，没起作用。
这时，赵括的母亲也上奏说：“赵括从小就喜欢夸夸其谈，他的父亲曾说，‘我这儿子只会纸上谈兵，根本不会打仗，他若为将，兵败国亡的祸就要发生’。”赵王仍然不听。
5、兵败长平
七月底，赵括来到军中。他立刻改变廉颇的部署，发出挑战书与秦军决战，下令全军出击。老成持重的军官全部罢免，只知提拔那些喜欢蛮干的“愣头青”为军官。
且看秦军如何动作。
秦军得知赵括为将，知道两军即将决战。秦昭王命令善战的全军统帅白起直接任前敌总指挥，到第一线取代王龁。但表面上仍以王龁为将，而且，敢于泄漏白起到第一线的人，斩立决。王龁名声小，才能不如白起，故意示敌以弱，麻痹赵括。白起亲临前线，更加鼓舞了秦军士气。
白起做了如下部署：把大军埋伏在有利地形，引诱赵军离开坚固的营寨。两军交战，秦军正面迎战的军队，激战一番后佯装败退，赵括出动大军追击，等到赵军进入秦军的口袋后，秦军事先埋伏的两万五千骑兵从两侧同时冲出，把赵军一分为二。赵军大部分被秦军包围，一部分退回赵营的军队，也被预先埋伏的五千骑兵挡在营内。赵军被秦军分割包围，大部脱离原有阵地，来到不利的新地域。赵括赶紧收缩，在不利的新地域筑垒固守待援。秦军也不急于进攻，用预先筑好的坚固营垒，包围赵军。原来是秦军攻坚，现在转为赵军攻坚。
秦军完成对赵军包围后，派出支军切断赵军后勤粮饷供应。秦昭王立刻在全国发起总动员，年十五岁的男子全部动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后期也征召十五岁少年入伍。原本是二十三岁为戍卒，一下子降低八岁。秦国男子，扫境以赴前线，成绝对优势歼灭赵军。
秦昭王从首都咸阳赶到前线河内坐镇，鼓舞士气，并对参军的家庭赐民爵一级。
再看赵军。赵国全部精壮四十五万都到了前线，后面没有强大的机动部队作支援，赵军粮饷供不上，向齐国借粮。齐国宣称中立，不给赵军一粒粮食。
到了九月，赵军已经断粮四十六日，战马吃光了，就把生病瘦弱的军人杀来吃。赵军山穷水尽，做垂死挣扎。被围的全军分为四个梯队，轮番冲锋突围，赵括带头冲锋在全军的前面，战死。主将战死，军无斗志，赵军全军投降。
数十万降军需要粮饷，秦军遂将赵军全部活埋，只选了二百四十个赵国青年士兵回赵国报信，赵国全国震恐。
秦一贯是战场全歼敌军，投降了全部杀掉。秦军杀降，有两大原因：一是节省军粮，二是消灭敌方有生力量。秦赵长平之战的决战阶段，在公元前260年四月到九月，历时半年，双方作战兵力一百万，赵军四十五万全军覆没，秦军约五十万，也死了一半，只剩下二十余万。双方总计死亡七十余万人，在中国战争史上，此战是骇人听闻的。由此可见，两国生死存亡决战之残酷。
6、邯郸保卫战
长平之战，秦国没有乘胜追击，丧失了一次灭赵的大好时机。公元前259年九月，秦军经过休整，决定大举伐赵，兵围邯郸。白起称病不出，上书秦昭王说：“灭赵的时机已经丧失，邯郸的防务得到加强，秦兵难以攻破”。秦昭王不听，派五大夫王陵为将，兵围邯郸。
邯郸之战一开始，秦赵双方都展开了外交战，赵国使者对楚、魏、齐、燕讲唇亡齿寒，要它们相救。秦昭王也派出使者要求各国中立，威胁说，谁敢救赵国，谁就要步赵国的后尘，下一个目标就全力攻击他。长平之战，邯郸被围，就是赵国救韩国自找的，列国害怕秦国都不敢动。齐国铁定了心保持中立。燕国偏远，又弱小，不愿惹火烧身。韩国已与赵国并肩作战。赵国指望的，只是楚、魏两国。
魏国相国信陵君，是平原君的小舅子，利用这一层关系，魏王答应相救。魏王派出大将晋鄙率领十万大军，扬言救赵国，但魏王暗中命令晋鄙不出国境，驻军于邺城(今河北临漳)。魏王遣使对秦王说，魏军只为声援，并提出从中斡旋，说赵王尊秦为帝，秦国退兵。于是有魏使辛垣衍游说赵王，鲁仲连入赵与辛垣衍进行了一场辩论。魏军屯于边境，名为救赵，实为两端，暗中与秦勾结，想从中渔利。秦胜，魏军抢夺赵地；赵胜，名义已救。魏军观望，楚国救兵也不出。
平原君只有催逼信陵君，甚至发出狠话，说：“我赵胜之所以与你联姻，我敬慕你的高义，能够急人之难。如今邯郸危急，公子袖手旁观，这叫急人之难吗？即便是公子看不起我赵胜，难道公子也忍心你的姐姐陪着我做亡国奴吗？”
信陵君感到事态严重，他没有办法说服魏王出战，于是铤而走险，采纳宾客侯嬴的办法，“窃符救赵”，杀了晋鄙，夺了十万魏军的指挥权。然后下令整编军队，兄弟都在军中，或父子俱在军中，留军一人，回家一人，老弱也裁减回家。这一举措使全军振奋，共得八万精兵，士气高昂，立即向邯郸挺进。
平原君得知魏军出动的消息，他亲自出使楚国求救。平原君需要找二十位随从，他在三千宾客中挑出了十九位，还缺一人挑不出来。这时有一个下等宾客毛遂，他自荐于平原君前，平原君接受了。
平原君一行来到楚国，与楚王商议合纵，从早上太阳一出就谈起，过了中午还没结果。
这时毛遂临场发挥，按剑登坛数落楚王说：“我听说古代的商汤王只有七十里地，周文王只有百里之地，他们都成就了统治天下的伟业。如今楚国地方五千里，雄兵一百万，秦将白起，不过是一个粗鄙的家伙，只带了几万人，兴兵来犯楚国，一战攻下了楚国都城郢，再战烧了楚国发祥地夷陵，三战羞辱大王的祖先。这是百世不解的仇怨，连我们赵国人都感到耻辱，大王你很厉害，却不知道羞辱。合纵是为楚国，现在是替你楚国报仇雪恨的机会。我们既是请救兵，也是来帮楚国的。”
楚王认为毛遂说得有道理，再看眼前形势，来者不善，摆出一副拼命的架势。楚王顺水推舟，连声说：“对，对，先生说得对，我要用全国之力与赵国配合抗秦。”
定盟后，楚国起十万大军，由相国春申君率领，浩浩荡荡来救赵国。
邯郸保卫战到了紧要关头，平原君拿出全部家产募军，共征得了三千人组成敢死队，在邯郸传舍爱国志士李同率领下冲向秦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秦军被杀得丢盔弃甲，后退了三十里。
平原君输财助军的故事，表明邯郸最高层的官员、贵族全都动员起来出人出力。赵国万众一心，誓死卫国，士气盖过了秦军。
秦军包围邯郸一年多，双方殊死搏战，秦军攻不下邯郸，而赵军也只能防守。公元前258年十月，楚、魏救兵抵达邯郸，秦军围攻邯郸近三年，早已疲困，在三国联军的打击下，大败而归。秦昭王一怒之下，将白起赐死。
7、如何评价长平之战
从统一战争的角度看长平之战，此役是秦与东方六国的一次大决战，是促使历史转折的关键之战，秦胜赵败，基本奠定了统一的格局，反之，历史进程则不可估计。司马迁评论说：“平原君风度翩翩，是乱世中的一位佳公子，然而不识大体，俗话说‘利令智昏’，他误听冯亭邪说，让赵国在长平损兵40余万，邯郸差点不守。”司马迁“利令智昏”的批评是就事论事，单从利与害角度评说，做人不要贪无妄之利，天上不会掉馅饼。无故受益是要遭报应的。但从当时天下大势来看，这场统一战争的大决战不可避免。从战争进程来看，长平之战并不是秦、赵两国事先谋划的一场大战，而是秦国统一战争必然要发生的一场大决战，是形势的发展使然。公元前264年秦攻韩陉城，拔五城，斩首五万，是秦、韩两国的一场大战。公元前263年白起断韩太行道。公元前262年又攻拔野王，上党危急。韩上党太守冯亭对官民说：“上党与韩国都城的联系已经断绝，韩国保不住上党了。秦兵天天进逼，韩国无力反击，我们不如投降赵国。赵国如果接纳了上党，秦国必然大怒，一定攻赵。赵国遭到攻击，一定亲近韩国，韩赵联合为一，那就可以抵挡秦国了。”赵国接受了上党，局势果然按照冯亭的预想发展，秦、韩之战演变成了韩、赵联合抗秦的大战。秦国不惜倾全国之兵，连续三年攻韩，其战略目标是一定要拿下上党，上党入秦，不仅韩国遭到极大的削弱，而且赵国的门户洞开，邯郸就暴露在秦军的视野之下。赵国接纳上党，也是为邯郸的安全保有一道屏障。赵王与平原君，当然知道冯亭的打算，也明白接纳上党必然受祸。如果不愿坐等待毙，眼看秦国各个击破，赵国必须冒险一战，这样既得上党，又得到韩国的同盟。赵国不接纳上党，可以免去长平之祸，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但秦国缓过劲来，下一个目标必然是攻打赵国。形势逼使韩、赵联合，长平之战势不可免。秦攻韩之战，与秦围邯郸之战，都可视为长平之战的组成部分，前后共八年。这一场持久的八年大战，绝不是偶然的。在这一背景上评价长平之战，有如下几个意义：
(1)长平之战是秦国统一战争中划时代的一场大战役，它既是秦、赵之间的一场主力决战，也是秦国与东方诸侯各国之间的一场主力大决战。东方诸侯韩、赵、魏、楚四国参战，秦国为一方，五国决战，历经八年。战役上，东方诸侯列国最终胜利，赶走了秦兵，韩国也收回了上党；战略上，秦国大胜，韩赵被彻底削弱，赵国损失巨大，太原等广大地区丧失，从此一蹶不振。
(2)长平之战中，赵国倾全力而失败，说明东方列国单独一国不能抗秦，邯郸之战的胜利，说明秦国不能战胜东方列国的合纵。这场大战生动地证明：合纵存，则东方列国存；合纵亡，东方列国亡。秦要统一，必须打破合纵，各个击破才可能统一。苏秦合纵、张仪连横在长平之战半个世纪之前，秦国力量还不十分强大，东方列国单个可以对阵秦国，所以合纵不坚，被秦国连横打破。长平之战形势明朗，秦国野心暴露无遗，单个国家又无力对抗秦国，因此长平之战后，东方列国没有形式上的合纵，而互相依存的实际合纵更加坚定。公元前247年和公元前232年，魏、楚、燕、韩、赵五国两次联合打败秦兵就是证明。齐国则彻底中立。秦始皇亲政后，采纳尉缭的建议，用重金和间谍战破坏合纵，还假东方列国昏庸国君之手自毁长城，良将。因此秦始皇只用十年工夫就灭了六国，统一天下。长平之战为双方提供了经验，最终秦国取得了胜利。
(3)长平之战从秦伐韩起，其后赵国卷入，再后楚、魏卷入，局势愈来愈失控，拖了八年，因此绝不是“利令智昏”四个字就可以了结的，它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李云龙打平安县城，搅动了整个中日华北战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恰恰是中日两国生死决战这个大局决定的。)赵国接收上党也只是一个导火索，秦、赵决战，秦与东方诸侯的大决战迟早要发生。公元前270年的阏於之战，也是赵救韩。秦欲吞上党，打开攻赵的门户，早就虎视眈眈。赵救韩，保守门户，并上党，无疑是正确的。但“利令智昏”的批评，也有道理，赵国不纳上党，可以暂时免祸。从这一角度，不要贪无妄之财，也有警示意义。
(4)战争最终是国力、军力、财力、力的综合较量。当时三晋韩、赵、魏三国土地近一半已被秦国攻占，三国的地盘加起来也只有秦国的一半，三国力量的总和也只能与秦国打个平手。秦国动员十五岁以上男子出征，可以说扫境以战，才勉强赢得胜利。长平之战，如果齐国加盟，用粮食支援赵兵，秦军就要失败。赵国救韩国，秦国使者四出，警告列国不要参战，而赵国是在长平战败后才紧急求救。长平之战，来得突然，赵国准备不足，其落败不但是军力上的失败，也是外交上的失败。在外交上，赵国落后了秦国一步，付出了沉重代价。
(5)秦国的野蛮战法，杀降，报复平民，也增加了统一进程的难度。东方之民，不愿为秦民。如上党地区民众自救，秦国在长平之战后又经过了十二年，直到公元前248年才彻底平定上党的反抗，再次从韩国手中夺取，就是生动的明证。公元前227年，秦始皇破赵邯郸，赵公子嘉在代地一弹丸之地抗秦，经过了五年，到公元前222年才最终灭亡，也是生动的明证。但秦军的战法，可以彻底消灭对方有生力量，在军事角逐上也有一定意义。
长平之战产生了许多故事，留下许多成语，如：利令智昏、纸上谈兵、窃符救赵、脱颖而出、一言九鼎等。
来源：本文节选自《张大可讲史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