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研究淮海战役是如何评价国共军队的？

核心提示：保证部队高昂的士气是防护力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相反，军在这方面却处于下风。军经常简单地让军官和士兵宣誓“救国”来提高士气。
　　
　　本文摘自《领导文萃》2004年第8期，作者：[美]盖瑞·J·伯奇，原题：《美军如何研究淮海战役》
　　
　　研究淮海战役对美国来讲变得越来越重要。半个多世纪以前，在遥远国度的一个地面战场上，发生了一场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进程都产生深刻影响的战争。有人认为从现代战争的角度看，淮海战役几乎不具有代表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深入了解淮海战役，对于美国迎接未来挑战的意义尤为重大。
　　
　　美国上校劳恩·C·爱德华兹
　　
　　在西方国家，早有人关注到解放军与《孙子兵法》之间的关系。罗伯特·里格就是其中之一，他曾于1945年-1948年担任过美国驻华武官。在其1951年出版的著作《红色中国的战斗群体》中写道：“孙子对以及解放军的影响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孙子的思想已经影响到高级将领在实际战斗中的行动与反应，甚至渗透到了某些营一级的指挥官。对解放军而言，《孙子兵法》提供的是指导精神，而不是硬性的军事条令。”
　　
　　1948年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后，就向建议“乘胜”发动淮海战役。这既体现了解放军“十大军事原则”的精神，也符合《孙子兵法》中用“势”以达到最佳效果的准则。另一方面，计划在军防守薄弱的京杭大运河和海州（连云港）之间进行机动作战，与《孙子兵法》中“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的思想相当吻合。由于解放军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所以他们能够一方面探知对方的部署，另一方面又能隐藏自身的部署与作战意图。而战场上的被动，迫使军分散了兵力。这种在运动作战中制造战机的方法，体现了《孙子兵法》第6章中有关“实”与“虚”的思想。
　　
　　火力与机动孰优孰劣
　　
　　美国最新版《作战纲要》FM3-0认为：军队的装备、人员等要转化成实际的战斗力，就要结合战斗力元素这一概念。战斗力元素包括机动力、火力、防护、信息和领导能力。指挥官只有善于运用这些元素，才能在增强己方打击能力的同时，削弱敌人的战斗力。以战斗力元素为标准，对国共双方力量进行定性的分析。不难看出淮海战役中的军队是如何失去原有优势，而又是如何获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火力是战斗力元素之一，在火力的数量和应用上都具有优势。他们大炮数量多，机械化、摩托化的程度高，而且还有空军。然而，在淮海战役这样一个广阔战场上，拥有的装甲力量不足以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将坦克分散使用又降低了其冲击力。此外，缺乏全面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降低了空军的火力投送能力。如徐州地区的空军并不受徐州“剿总”的指挥，这就给空地协同带来极大困难。由于这些弊端的制约，使军不能发挥火力的优势。相反，由于频繁运动并且能够集中使用数量较少的炮兵部队，使得解放军在淮海战役的主要战斗中都掌握着火力优势。
　　
　　在机动性方面，军队并非一无是处。首先，方面可以通过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来快速运送部队、装备和补给；其次，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水平都比解放军高。此外，空军还可以从空中快速运送有限的部队和补给品，并且可以在战场提供快速的火力支援。然而，这些潜在的优势在实战中并没起多大作用。军队过分依靠铁路运输，就要分兵沿线保卫；而当道路状况不佳时，又使机械化或者摩托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此外，缺乏现代化的机场也限制了空中火力打击和空中运输的能力。
　　
　　而自成立以来，机动（运动战）就一直是他们作战条令的重点部分，长期以来，解放军在兵员数量和火力上都逊色于他们的对手（军及二战期间的日本军队），因此解放军一直依靠运动战来保存自己并寻找战机，并总结出了16字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淮海战役中依靠的依然是部队的运动战能力。通过部队的运动战，占据了有利的地理位置，并且赢得了精神上的优势。相信快速、大范围的运动战，才能确保黄百韬的第7兵团被彻底消灭，而不是依靠强大的火力。
　　
　　为了满足部队大范围的运动战，解放军建立了一系列保障措施。首先，建立了极为高效的情报网络，能够提供有关军队部署和移动的详细信息。其次，解放军的指挥结构十分明晰，有助于部队之间的协调。最重要的是，解放军建立了一个庞大而且严密的后勤运输系统，为大规模作战行动提供支持。淮海战役总共有500万人以上的支前民工。尽管这种运输大多依靠人力或畜力，速度很慢，却很灵活。作战部队到哪里，物资就会通过运河、公路、河流、小推车甚至人拉肩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线。本质上，这种人力运输系统的速度，是适应解放军的运动速度的，并且使解放军具有在全国进行运动作战的能力。可以说，中国建立的庞大运输系统，在取得全国胜利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影无形的防护力
　　
　　《作战纲要》FM3—0认为：“防护力是要保持军队的作战能力，以便让指挥官能在决定性的时间和地点发挥部队最大的力量。”在这方面，解放军无疑具有明显的优势。“保存实力，以利再战”长期以来就是解放军的作战条令之一。1936年，提出：能胜则战，不能胜就走。在1948年的解放军作战条令中，要求指挥官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也不打伤亡过大的战斗。在淮海战役中，解放军的阻击部队就利用大运河来加强防御。而在徐州东北和西北方的纵队，则利用运动战来迷惑敌人，使军的指挥官不敢派出大量部队来援助第7兵团。另外，严格的保密措施，使方面根本不能了解到华东野战军向南作战的动向。通过隐蔽、分散运动和夜间行军，也让空军的侦察飞机很难侦察。
　　
　　保证部队高昂的士气是防护力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在物质和精神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士兵们都有充足的食物、衣物和最基本的医疗救治；各级政委经常组织会议来解释对作战的重要性和每个士兵对战争的贡献，作战勇敢的士兵会受到鼓励，模范士兵将被介绍入党。相反，军在这方面却处于下风。军经常简单地让军官和士兵宣誓“救国”来提高士气。然而一次次的失败、食物的匮乏、医疗条件恶劣等残酷的现实，使这些所谓的“宣誓”变得越来越没意义。当时的美国顾问团分析认为，军士气不断下降，首要因素就是军在与的内战中屡战屡败；第二个因素是军缺乏“战斗的欲望”；第三个因素就是政府不能为其士兵提供良好的住房、被服和医疗服务；最后，低报酬也造成了军队士气下降。
　　
　　在战术层面上，解放军很佩服军的工兵部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修筑起坚固的工事，这给解放军围歼军带来了一定的困难。然而，这种优点被军机动性差、夜战能力弱、指挥效率低的缺点所抵消，使解放军可以任意地包围、孤立军。无论是普通的连队还是庞大的兵团。军一旦被围，援兵无望，那么再好的工事也无济于事。
　　
　　情报网络与派系之争
　　
　　战斗力中的信息也是解放军的优势所在。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而美军的作战条令指出“信息能够提高指挥官的领导能力，并且可以成倍提高部队的机动力、火力与防护力”。在该地区建立的各级组织，使很难得到有关解放军部署和行动的情报。而却可以通过在军服役的地下组织，获得详细的情报。仅以南京作战厅（三厅）厅长郭汝瑰中将为例，他可以接触到最高战略与作战方面的情报，这些情报至少需要3天才能到达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关。尽管这在战术层面上毫无意义，但却让深入了解高层参谋人员的思路。而更为致命的是，由于郭的位置及地位，他可以提出一些听上去颇有道理的建议，而实质上却令军陷入了更大的危机。
　　
　　在战场上，军队的领导能力是凌驾一切的。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与在军事院校的学习，解放军的将领在军事指挥上日臻成熟，相互间极为信任。例如在包围12兵团的过程中，就面临黄维兵团可能逃脱的危险。他决定在得到的同意之前，就提前开始包围12兵团的行动，并且得到了华东野战军一些纵队的指挥权来达成战役目的。从的这一行动不难看出，当时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下的解放军采用的指挥与控制体系，类似于老毛奇在19世纪建立的普鲁士参谋总部。这种模式授予战场高级指挥官相当的自主权，可以根据形势需要随机应变。
　　
　　的军事将领与解放军的将领相比并不逊色。建立的黄埔军校和其他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大批的军官。从1928年到1937年，德国军事顾问曾与中国军队合作，而很多中国的军官也曾经到德国学习。例如，军2兵团司令曾在德国工程学校和柏林学院学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军的军官都接受过美国的军事培训。可以说，在专业的军事理论上，军官并不差。而在作战经验方面，军在过去的25年中，先后与北洋军阀、红军和日本军队作战，既包括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也有小规模的反游击战。可以说，军在中国的各种地形和气候条件下都有作战的经历。军队最大的问题是长期的派系之争，这种派系之争造成将领们互相猜疑。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的过分集中的指挥体制，也是为了消除军内的派性之争。但这又带来新的问题，这种指挥体制束缚了一线指挥官的灵活性。的严密控制使将领越来越害怕失败，在心理上就居于弱势，这也降低了他们对情况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中国特色的作战艺术
　　
　　从文字上推敲，作战的艺术实际上是指：通过完美地组织策划、有效地利用资源，最终以最小的损失和风险来达成战役目的。但对于战役层面的指挥官而言，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将大有裨益。对于淮海战役的研究，实际上就是要说明什么是作战的艺术，它对作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淮海战役的复杂性、长时间、大跨度以及战略的重要性，对战役层面的作战艺术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有人会说，和代表的仅是一种有着“中国特色”的战争方式。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和其他解放军指挥官所达到的卓越的作战艺术，确实不能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