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台新规后，多家外媒提到安徽阜阳酷似白宫的政府大楼。
“中国安徽一个穷困角落的政府大楼竟建得几乎和五角大楼一样大。”美国《》23日所指的，是几年前就在中国引发过巨大争议的阜阳市颍泉区政府大楼。时至今日，还有国际媒体在争论它更像美国国会大楼还是更像白宫。而依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3日印发的《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未来5年，中国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更不要说是如此夸张的政府大楼。《》说，颁布上述规定是“中国反腐败运动持续进行”的清晰信号，希望通过“拼节俭、反腐败”来平息官员生活奢靡激发的民怨，而此前“阜阳白宫”等孤立事件引发的社会争议并未阻止中国一些地方官员“法老般的雄心”，去年秋天，山东省会济南市因开建亚洲最大政府大楼而备受批评。
说，在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官员办公室能有200平方米，比美国总统办公室还大。一些政府机构在海边或风景区建培训中心或酒店，以很低的折扣价格接待政府公务员和官员，成为变相的福利。此外，当各种各样超大规模的政府大楼在中国大地上拔地而起，民众的不满自然被激发。而上台后，正在引领一场遏制奢侈浪费、密切联系群众的运动。美国佐治亚大学学教授韦德曼说，中国对地方政府大楼颁布禁令是因为这些大楼是地方政府官员滥用公共资金最显眼的标志。
“疯狂上瘾——中国昂贵的自大狂”，德国《世界报》以此为题批评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患上“形象工程狂想症”。文章举例说，中国湖南还有不少贫困地区，省会长沙却要花11亿欧元建世界第一高楼——“天空城市”。“为何不把这笔钱用在教育和老百姓住房上？”文章说，在经济上，北京正在放慢脚步，也在为声誉而战，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为摩天大楼并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德国《明镜》周刊说，阜阳那座政府大楼是对美国白宫拙劣的模仿，而北京则用制度表明决心，“倡廉反腐正在一步步前行”。
“朝阳大悦城杀人(17日)，机场出口爆炸(20日)，马连道家乐福砍人(22日)，光明楼金凤成祥爆炸(24日)，双井家乐福着火(24日)”，昨天，类似的总结在中国微博上频繁出现，标题大都聚焦于“北京怎么了”。而在海外媒体眼中，“中国怎么了”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除了冀中星在首都机场出口处引爆自制炸弹，一精神病患者在北京家乐福砍人，广西23日也发生男子挥刀砍死计生局干部的恶性事件。在他们看来，在反腐运动自上而下席卷中国时，一股自下而上的暴戾之气似乎也在中国社会积聚升腾。
香港《》23日在报道中将冀中星案与北京两起挥刀砍人事件形容为“随机的暴怒”。文章说，这样的事件正加剧内地民众对公共安全恶化的担忧。该报采访的专家称，不论像冀中星这样的作案者遭受到何种不公，也不可能使类似的袭击“正当化”，但他的经历为中国社会敲响了警钟，让人们意识到面对不断扩大的财富鸿沟，当下的中国社会缺乏理想的法律体系和社会安全网络。“一些人觉得自己长期受到不公正对待并因此而绝望，进而做出非理性行为”。但也有社会学家认为，上述事件的发生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法律秩序严重下滑，公众担忧更多是受媒体密集报道影响，实则不必过度解读。
在一些西方媒体眼中，民怨上升正成为中国一个大问题。英国《卫报》本周社论称，对社会秩序的关注几近痴迷，但实际上社会不稳定加上政府内部之后，才会成为最致命的问题。文章以冀中星为例说，他据称是多年前被城管打成瘫痪，且多年未果，最后才出此下策。遭遇不公待遇后的人常受到更粗暴对待，失去自己土地的人得不到足够补偿，在医院门口排长队看病的人发现首先必须向医生行贿，而老百姓在被用强制手段迫使他们遵守法令时，却都知道官员可以违法且不受惩罚，问题就随之而生。
“巨大的贫富差距和快速的社会变化”，韩联社24日以此作为中国近期频发不针对特定人群行凶事件的根本原因。文章称，虽然北京警方称17日和22日持刀杀人事件的案犯有精神病史，但很多人总担忧“背后有隐情”，为安抚民众，除了加强安保还需要找到根治社会戾气的对策。韩国《亚细亚经济》说，中国接连发生自爆与杀人事件是社会弱者无法自保后铤而走险的典型例子。中国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弱势群体的不平等感和对社会的不满就越强。相关统计表明，中国标志着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2012年已达到0.49，而通常该数据超过0.4就能引发等极端社会矛盾的爆发。
说，首都机场爆炸案让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中国能否充分应对那些越来越边缘化的社会人群所积聚的不满和怨气，事件还暴露出中国现行司法制度无法向人们提供公平感的缺陷。有人担心，每一个在中国遭受不公平待遇的人都可能变成社会的定时炸弹。法新社说，在中国，时常受制于和腐败，者常被拘留。处在第一线的地方官员干着“全国最累的工作”，如收税和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但他们常求助于暴力并掩盖事实，从而令事情变得更糟。
法国《89街》23日说，报复社会型暴力事件频发本已加剧公众担忧，在网络世界，有人将冀中星的行为视做“英雄作为”，不免让人感到“戾气弥散的风险”。文章说，除媒体不断曝光冀中星贫穷的家庭和不良的社会环境，一些记者也在网上公开发表同情肇事者的言论。而从更大的角度看，当中国经济步伐逐渐放缓，中产阶层群体无法像过去那样快速扩张时，许多社会中的失败者发现“中国梦”与他们无关，进而感到绝望，并将怨气拿到社会上发泄，而政府官员的腐败加剧了人们的挫败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