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国从大明帝国继承下来的遗产，最重要的大约属皇帝语录的宣讲。这种宣讲活动，从周朝就有了，到了朱元璋手上才成为公权力强制推行的严密制度，要求全国在每月初一、十五及农闲和乡村节日时，由官吏和乡绅们宣讲刑法《大诰》和精神文明规范《六谕》。
清军入关后，继承了这一传统，颁布的“圣谕六训”就是朱元璋《六谕》的翻版，直到康熙帝在擒鳌拜后次年(1670)，颁布《圣谕十六条》。到雍正七年，下令整顿名存实亡的宣讲机制，在全国建立健全“乡约宣讲”网络，省、府、州、县、乡、村，一竿子到底，且面向低龄层，“朔望日，令有司乡约耆长宣读，以警觉颛蒙。”(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在《钦颁州县事宜》这样涉及人事组织体制建设的文件中，设有专门的“宣讲圣谕律条”，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实现圣谕宣讲的体制化、系统化。
雍正对宣讲很重视，除了要求地方行政长官亲自带头外，也建立起了专门的宣讲队伍，凡在宣讲岗位上工作三年且有成效的，“督抚会同学臣，择其学行最优者具送部引见，其诚实无过者，量行旌异，以示鼓励”；宣讲时期可以领取工资福利，“每年各‘约正’(主宣讲人)从地丁钱粮各给银六两，其‘直月’(宣讲人)每年亦从地丁钱粮各给银三两六钱。”这一标准，大大超出了当时的人均年收入。他还从朱元璋那里受到启发，规定所有公务员初级考试(县考、府考)，考生需默写《圣谕广训》，不可有错，也不得有任何误写或添改，否则不予录取。
宣讲活动，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逐渐败落，除了那些还靠这个混饭吃的人之外，没什么人继续在意。倒是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大冲击后，咸丰朝开始将此当做救命的稻草之一。咸丰皇帝相信，如果民众“共知名教之可乐，一切诞妄不经之说无从煽惑，正人心而闭邪说”，因此在应对内忧外患的同时，他还是经常敦促地方官员要每月下乡宣讲《圣谕广训》，希望“精神武器”能够挡住内忧外患。到同治即位后，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为核心的新的集体，在继续大力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更是三令五申，要求各地恢复“朔望(初一、十五)宣讲”。
最为巨大的变化是，以宣讲圣谕为主要目的而设立的“乡约”，本来最多是公权力保驾护航下、执行单纯教化功能的松散的文宣“协警”，却随着大清国内忧外患的加剧、改革的推行，而日渐成为具备综合管理功能的行政机构。“乡约”的“官役化”加速推行，“约长”、“约正”们的主要精力，则放到了征粮征款等政务的贯彻落实上，成为“国家经纪人”(State Brokerage)，协助政府进行教化。
直至民国初年，宣讲圣谕的套路都被完整地传承了下来，凸显其顽强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