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台湾解除戒严前的白色恐怖

7月15日是台湾解除25周年纪念日。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15日上午出席“2012年时期受难者纪念追思仪式”，再次向时期受难者及家属表达诚挚歉意，且会将心比心面对，并保证在有生之年，全力维持海峡和平，避免战争发生。
　　
　　于1949年5月19日颁布令，宣告自同年5月20日0时起在台湾省全境实施，至1987年由蒋经国宣布同年7月15日起解严为止。说，再度来到白色恐怖纪念碑前，缅怀38年的当中，许多因冤案、假案、错案而牺牲生命的中国无辜人民，“我个人内心也是充满了沉痛跟歉疚的心情”，重要的还是预防未来类似事件的重演。
　　
　　文化名人叶嘉莹与孙康宜，回忆了那段艰难时期的生活。
　　
　　叶嘉莹：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
　　
　　1924年生，北京人。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上世纪50年代任台湾大学教授，并在淡江大学、辅仁大学任兼职教授。上世纪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1969年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著有《迦陵文集》10册，《叶嘉莹作品集》24册等。
　　
　　叶嘉莹1924年生于北京书香世家，幼年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1941年，叶嘉莹入读辅仁大学国文系。国文系名师云集，叶嘉莹尤受诗词名家顾随的影响，师生常唱和往来。
　　
　　1945年，叶嘉莹毕业后任中学国文教师，开始教学生涯。1948年3月，叶嘉莹和赵东荪结婚，11月，因赵东荪工作调动，夫妻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女儿言言出生。
　　
　　老师被抓捕
　　
　　在台湾，叶嘉莹夫妇很快就感受到白色恐怖造成的压力。叶嘉莹回忆：“很害怕才逃到台湾去的。那时候如果不是美国干预，可能就把台湾拿过来了，所以他很害怕。任何人说话不小心，就给扣一顶帽子！台湾大学很多学生也被抓了，我们社会上的公教人员也有很多被抓的。”1949年12月，赵东荪因“匪谍”的嫌疑被抓。1950年6月，叶嘉莹在彰化女中也被抓。
　　
　　女儿四个月的时候，丈夫被抓，当妻子也被抓时，女儿还没满周岁。这时吃不起奶粉，女儿只吃叶嘉莹的奶。本来当局也想把叶嘉莹送到台北的司令部，叶嘉莹只好抱着不满周岁的女儿去见警察局长，说：“我一个妇女，还有一个吃奶的女儿，我的先生被关了，我在台湾无亲无故。至少我在彰化还教了一年书，还有几个同事，几个学生，有什么事还可以有个照顾，你把我关到台北去，我找个熟人托付都没有，如果你要关就把我关在这里好了，我也逃不走。”这样，叶嘉莹母女一同住在。
　　
　　当局把叶嘉莹关起来的理由很简单：丈夫的思想有问题，难道妻子没有问题吗？就在叶嘉莹任教的学校里，校长有问题，六个老师都有问题。后来当局发现叶嘉莹实在是不懂，也没有什么问题，第一个把她放了出来。
　　
　　“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
　　
　　出狱后，叶嘉莹可以申请要求回到彰化去教书，可是有朋友说：“彰化那个地方受到牵连，校长都被关了，而且有些人本来就想斗这个女中的校长，回来不适合，你干脆辞职吧。”叶嘉莹没办法：“好吧，那我就辞职。”这样叶嘉莹母女就无家可归了。
　　
　　叶嘉莹想到丈夫赵东荪的姐夫在海军工作，就去投奔。那个时候台湾生活很紧迫，赵东荪的姐姐、姐夫睡一个卧房，婆婆带两个孩子睡一个卧房，只有两个卧房，没有地方了，叶嘉莹母女只好睡走廊。晚上等他们都睡了，叶嘉莹就铺个毯子在那儿带女儿睡觉。那是夏天，大家吃完饭要睡午觉了，但小孩子很难禁止不哭不叫不吵不闹，人家要睡觉，不能吵人家。大热的天，叶嘉莹也要把孩子抱出去，找个树荫处，那些树都是新种的，抱着女儿在那里转悠，等人家午觉睡醒了，再把孩子抱回来。叶嘉莹是不得已在那里住，另一个原因还是希望顺便打听一下赵东荪的消息：到底他定罪了没有，罪名是什么？有时候，叶嘉莹要抱着孩子在南台湾走很远的路，去找到军法处的处长，问：“你要给我一个答复啊，他到底定的是什么罪？他什么时候可以放出来？”从来没有得到答复。
　　
　　叶嘉莹回忆：“这都是命运的播弄啊。我大概就是小时候受了《论语》的影响，所以还是可以承受一些苦难吧。”当时她有个堂兄也到了台湾，他先在台南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教书，待遇不太好。如果是公立的学校，有配给、粮食，待遇就比较好，她的堂兄就转到一所公立的学校工作。他问叶嘉莹：“你要不要到私立的女中去教书？”叶嘉莹无家无业，当然求之不得，所以她就带着女儿去了台南的这所私立女中教书，当时大家对这个学校评价不是很好，说那些女孩子都是来混个文凭当嫁妆的。叶嘉莹说：“可是我是个有傻气的人，因为我教的还是文学，我不管学生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不怕对不起学生，但我不能对不起陶渊明和杜甫。我自己很投入，学生也对我很好。我觉得我的学问也不是好到怎样，是我真的投入，真的热爱中国古典文学。我不管教什么，教《论语》、《孟子》、唐诗、宋词，不仅只是死板的知识，我是真的把我自己的体会、我自己的感受，把我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的体验、实践都结合在里边。”
　　
　　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
　　
　　叶嘉莹带着女儿在这所私立女中教了四年书。大家觉得一个年轻的女人带着孩子，从来没有她的先生出现，觉得很奇怪。叶嘉莹也不敢把丈夫赵东荪被关的事告诉别人。但是她的内心有一个定力。“外界给我的荣辱得失，我都不在乎，再艰苦的环境我也不在乎。大家都以为中国儒家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都是空谈，其实不是空谈。有人说怎么能有这么一个定力？为什么我们就没有？我说这在于你自己啊！他们说我们就做不到，我说你根本就不想做，想做就可以做到，内心有没有定力是在于你自己。你看苏东坡被贬到黄州，他的朋友写信安慰他，他说我们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
　　
　　叶嘉莹回顾心路历程，“就是我在沦陷区物质困难的时候，1945年我刚刚大学毕业，那时还是很困苦的时候，我们要骑车上课，我们还要穿旗袍，当时不流行短装，也不流行裙子，旗袍后面硬是磨了一个洞，我找了一块颜色相似的布补上，就这样去上课。我不怕，我不跟别人比什么，我无所谓。我的书教得好，学生尊敬我，学校也一样尊敬我，为什么大家抢着让我教了三个学校六班学生？我穿一件补衣有什么关系？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如果你没有一个持守，一个理想，你以为穿的衣服不好，吃的饭不好，这就是可耻，那这样的人就不值一提了。所以我虽然经过很多艰苦患难，但我所读的这些书包括诗词，使得我对理想胜过于外边的饥寒，我就不以为苦。一个人内心里有一个坦然自安之处，你就不会表现得愁眉苦脸，你可以自安！”
　　
　　感谢开蒙的书《论语》
　　
　　叶嘉莹在私立中学教书，公立学校没有人敢请她，因为她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一直等到她的丈夫赵东荪被放出来了，她说：“放出来了就等于他不是了。”这时，命运开始好转。原来叶嘉莹1948年冬天到台湾时，她的老师顾随就给她写了一封信，说台湾有几个好朋友：李霁野、郑骞、台静农、许世瑛、戴君仁。叶嘉莹曾到了台湾大学拜访，一下子见到了很多人，可是那时只是见面而已，跟他们没有什么联系。后来叶嘉莹生了孩子，丈夫被关了，自己也被关了，就跟台北所有的人都断绝了联系。等叶嘉莹转到台北的二女中教书时，李霁野因为不堪白色恐怖之苦，早于1949年9月回到天津南开大学。叶嘉莹重新与台湾大学的老师辈联系后，大家说起她的这段遭遇，不免感慨：“没想到叶嘉莹书念得这么好，怎么命运这么坎坷呢？”恰好那时候台湾光复不久，很多本省人都讲台湾话，要找有标准国语口音的老师去教大一国文。于是，叶嘉莹从中学转到台湾大学任专职教授，其后又被淡江大学、辅仁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1966年，叶嘉莹由台湾大学派往美国讲学，先后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其间，叶嘉莹把女儿和丈夫都带出了台湾。1969年，叶嘉莹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
　　
　　当年在辅仁大学读书时，叶嘉莹的老师顾随先生常说：“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在经历了忧苦不幸之后，叶嘉莹对这两句话有了真正的体会和了解。晚年，放下温哥华优越的生活，叶嘉莹一次次地回到中国讲学，她结合个人生活的实践来叙述学诗与学道的方法，让人更觉可亲可信：“中国的古文真的是有一种修养，在艰辛的环境里，我不管物质的生活困苦，感情多少挫折，我有一份定力，不在乎别人的毁誉。我要感谢小的时候第一本开蒙的书《论语》，它对我整个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孙康宜：患难是心灵资产
　　
　　1944年生于北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G.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回忆“白色恐怖”，孙康宜说叶嘉莹是她的好朋友：“叶嘉莹的研究从中文开始，再到英文，我很佩服她。我自己却是从英文开始，再到中文。从学英文再来读中文，好像比较容易，而且每天都有惊喜，就像发现金银岛一样。”
　　
　　北大停发薪水
　　
　　孙康宜的父亲孙保罗，原名孙裕光，天津人，早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孙康宜的母亲陈玉真是台湾人，也到日本念书。这一对中国青年在东京相遇相爱。后来两人想要结婚，但是当时中日两国还是敌国，陈玉真才21岁，一个人先从日本坐船到了韩国，再到东北，又从东北坐火车到了天津。孙裕光和陈玉真终于在天津结婚。1943年，孙裕光到北京大学当讲师。1944年，孙康宜就在北平出生，住在北新华街，以前的电影院对面。孙家和张我军家很有关系，张我军是张光直的父亲，与孙裕光是好朋友。张家每次到电影院看电影，就先来孙家聊天吃饭。
　　
　　胜利后，时局急剧变化。孙康宜回忆：“1946年，我两岁时，北平已经开始通货膨胀，现在很少人谈到这件事，但是我父母跟我说，那个年头的北平经常有人冻死在街头上。那一代的年轻人都非常辛苦，对当时的很失望，但那时候还不是的而是经济的。北大已经停发薪水，我们一家人基本上就很难生活，所以我父亲就跟我母亲商量：怎么办？因为我母亲是台湾人，就建议干脆到台湾去工作，我们全家就这样去了台湾，那是1946年。”
　　
　　不久，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变”。孙康宜说：“虽然台湾人通常都知道‘二·二八事变’，但是真正把亲身经验讲出来的却不多，都只是说：‘我是受难者，有一天发现自己父亲的尸体在桥下’，并没有讲其中的经历。所以，我决定把我父亲告诉我的一些亲身经历写出来。‘二·二八事变’发生在1947年，那时我才3岁，但是我自己居然还记得几个情景，我想是因为小孩子受到非常厉害的惊吓之后，一些深刻的情景自然就像影片一样，常常在自己的脑里旋转。我后来问我父母：为什么那时他们常常从楼上紧急地跑到楼下的地下室，而且两个人跑的时候都不同？原来是这样：当外省人要杀台湾人的时候，我母亲就赶快到地下室躲起来，当台湾人要杀外省人的时候，我父亲也就逃往地下室。特别令人心痛的是：台湾受难者很多，外省人受害的也不少。其实并不是大家打来打去，而是经常互相保护，但可惜后来官方却把双方的冲突弄得不可收拾。”
　　
　　忘掉京片子说闽南语
　　
　　灾难还是降临到了孙家。孙康宜说：“我父亲非常同情受压迫的人，他们通常是台湾人。后来我父亲坐牢10年，主要是受人连累。那时候留日是一个禁忌，台湾光复以后，日本殖民时代已经过去。对来说，日本留学生都很可疑。我的大舅陈本江（陈大川）曾留学日本，他被称为‘鹿窟事件’的领袖，另一个领袖是吕赫若，是当时‘台湾第一才子’，人很聪明，写小说非常地道。对他们来讲，那一代的台湾年轻人没有出路，他们不喜欢，也不喜欢日本人，所以他们就变成左派。‘鹿窟事件’后来被说成了台湾最大的事件。但其实我很能同情他们，因为他们没有路可走，觉得台湾没有希望。我的大舅和吕赫若经常在一起活动，的政府迁到台湾才三个礼拜，就要抓他们，还压迫所有的亲戚朋友，要我父亲说他们在哪儿，我父亲当然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最后就给的人抓去了。据说我父亲是那一群人里少数的生还者之一。从1950年1月到1960年1月，整整10年在里。”
　　
　　父亲入狱后，孙康宜觉得整个变了。原来她的第一母语是京片子，可是跟着母亲逃到林园乡下，几个星期之间，几乎就把京片子忘了，只会说闽南语。
　　
　　孙康宜在困苦中自强读书。她回忆：“我当时很痛苦。但可能因为从小遇到这种灾难，就比较独立，而且很小就学会受苦，后来觉得再苦也没有什么。其实在读书方面，我反而是受到优待，因为我很会读书，虽然我父亲坐牢，我居然拿到‘中山奖学金’，后来还获得‘奖学金’。但我尽量保持沉默，绝不提我父亲，所以很少同学知道我父亲入狱的事，等到多年后我出版了《走出白色恐怖》，他们看到这本书，感到很惊奇。”
　　
　　何时走出仇恨的情绪？
　　
　　孙康宜在《走出白色恐怖》的序中说：“当我站在今天的高度来回忆过去时，我发现我又学到了许多。我原来以为从前幼时所遭遇的患难是我生命中的缺陷，但现在发现，那才是我的心灵资产。”
　　
　　《走出白色恐怖》惊心动魄的篇章，不禁让人产生时空变幻的错觉，在中国知识人的历史世界中，这样的故事从来就并不孤独。更为可惊的是《虎口余生记》一篇，当时孙康宜的父亲早已离开，而孙康宜姐弟三人也早在美国生活，为了申请父母从台湾到美国，竟费了那么大的周折，最后几乎功亏一篑。孙康宜甚至写了一封致蒋经国的信，请住在蒋经国家对面的文化大学校长张其昀代为转交。信是转成了，孙康宜的父亲在1977年9月8日收到出境管理局寄来的出境证及其他附件，然而，有关证件早已过期。在近乎绝望之下，孙康宜的先生张钦次亲自从美国飞到中国台湾弄清楚情况，居然发现：“几个月来许可证之所以出了问题，乃是因为某一个办事人把父亲的档案一直压在最底下的缘故。”柳暗花明又一村，父母的证件顺利办成。孙康宜写道：“这次的经验告诉我：在我们的制度里，上面的高官领导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却时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重担，于是本来一件好事时常会变成坏事。同时又想到，多年来那一连串施加在我们身上的‘查户口’、监视、翻箱倒柜等行为，似乎不太可能全是上头领导的指示，事实上他们也不一定会知道这些详情。但可惜的是，许多中下层的官僚却习惯了威胁诈取，不以服务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几千年来官僚制度所流传下来的恶习所致。何时才能使人普遍地变得博爱而宽容呢？何时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绪呢？”
　　
　　飞出天罗与地网
　　
　　1978年2月3日，孙康宜的父母终于飞抵美国大陆。孙父后有诗云：“二月初三怎能忘，飞出天罗与地网。”
　　
　　父亲入狱了，一个几岁大的女孩子会如何面对生活呢？孙康宜的答案是：“那时候我只对外国东西有兴趣，我想是这样：因为受到迫害，我的目标是要离开这块土地。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学英文和法文。”她自我剖析：“如果用心理分析的话来说，可能就是一种逃避的心理，使我很早就走进了西洋文学的领域里。因为我六岁不到，父亲就被抓走，小小年纪当然也不敢和别人随便提起这事。我母亲反复告诉我们，千万不要跟人谈论我爸，因为如果谈到我父亲坐牢，我们可能会遇到灾难。总之，我从小就知道，谈论就是一种罪过。对我个人来说，语言就是文化认同。在生命第一个阶段里，我的母语失落了，在仅仅几个月里把京片子全忘了。在第二个阶段里，我又把闽南语忘掉了很多。第三个阶段才是现在的双语阶段，但我自己并不觉得那是母语。但无论如何，一些有关自我认定的问题，我居然完全表现在语言里了。”
　　
　　高中毕业后，孙康宜成绩优秀，以保送的方式进入东海大学外文系。本科毕业后，孙康宜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研究所。赴美后，孙康宜后来拿了普林斯顿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她曾任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现为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G.Chace’56东亚语言文学讲座教授。
　　
　　1979年6月20日，孙康宜由纽约登机，飞往香港，再由香港乘火车抵广州，开始在祖国的寻根之旅。当孙康宜在叔叔面前滔滔不绝地讲起父亲在台湾坐牢10年的经历后，叔叔觉得如晴天霹雳，口中直说：“不可能的……这些年来，我几次被批成‘右派分子’，被定为‘修正主义分子’，加上我的名字屡次上了‘’，那都是因为我的台湾关系。啊，怎么会是这样呢？真没想到！”当年逼迫者不断对他说，他的大哥在台湾当高官，并且“曾为开过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