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发展史之清代散文

清代是女真人入主中原所建立的朝代，而清初的文学发展乃承袭着明末的文学风格，充满复国中兴的思想。不过，在清朝开国皇帝的良好奠基之下，清代的发展逐渐走上轨道，而散文的发展也产生另一番局面。大体而言，清代是一个学术昌盛的时代。于各种思想与学派在清代都找到它的继承者。因而清人一般以治学为第一要务，清代文人要立足于士林，首先便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而清代的散文在桐城派的领导之下，自成一格。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探究的散文发展史之一。清代的散文，可说是桐城派的天下。除了清初时候的几位名士，以唐宋八大家为宗。清中叶以后，受到桐城派影响的先后有阳湖派与湘乡派。而桐城派文人以他们鲜明的文学主张与创作风格形成一个文学流派，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学术思想，便是格守程、朱理学的立场。桐城派在清初不满阳明之学，与颜、李学派立异，迎合了统治者提倡理学的意图；嘉靖时期，他们不受世风所染，笃守宋学，与以考据为特点的汉学派对峙；道咸年间，则于程、朱理学中融入经世致用的思想，与洋务派、改良派有某些共通之处；在清末，他们又以程、朱理学为武器对抗新思想、新文化。桐城派历时两百多年，几与清朝的统治相始终。前期桐城文人的经历体现了清初统治者对文人恩威并施的政策，而清代中叶之后，桐城派文人与的关係更为密切，其中有像曾国藩这样的辅弼大臣，历次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也有向薛福成、吴汝纶这样的洋务派成员；还有像严复、林紓这样对于传播西方思想起过重要作用的翻译家。总之，桐城派文人在清代史中留下一段不可磨灭的痕迹，这是相当肯定的。研究桐城派的文学历史，也就相当于研究清代散文的发展史。
　　
　　一、著名的散文家及其散文作品、风格
　　
　　（一）方苞：为桐城派的创始人。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方苞的时文与古文均有名声。他一生格守儒家的忠义孝道，克已修身，自律甚严。在思想上，适应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他极力宣扬程、朱理学，并以程、朱理学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思想。在上，他虽曾受过《南山集》案牵连挫折，但始终希望能发挥自己治国济民的才干。特别是他关心民生疾苦，如他在《逆旅小子》中表示了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及对统治者不闻不问的不满，这在古代官吏中是难能可贵的。方苞著述繁富，除了《望溪文集》外，还有《周官辨》、《春秋直解》等。另外，他所编选的《古文约选》对后世影响较大。
　　
　　方苞强调在以内容为主的前提之下，内容和形式统一，就其作品的内容思想来看，方苞一方面推崇程、朱理学，屈服于清朝统治者的文化政策，因此有不少作品都为清王朝歌功颂德；另一方面也不乏揭露时弊的作品。如《狱中杂记》揭露狱制的黑暗；《陈驭虚墓志铭》揭露官场的腐败等等。而在清朝残酷的文字狱控制下，方苞还写出了《左忠毅公逸事》、《白云先生传》等，表彰明末的忠臣义士，也颇具胆识。而在作品的艺术手法方面，方苞严格的依循“义法”来表现，如《左忠毅公逸事》以精炼的语言，将左光斗的人品、形象刻画的神形兼备。又如其他的作品，都能做到取材精审，剪裁得体；文笔洗炼、清通自然。不过，由于过于拘泥义法，不少文章都给人板滞之感，这是他散文写作上的一个缺失。
　　
　　（二）姚鼐：字姬传，一字梦穀，人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姚鼐宗奉程朱理学，对儒家礼教能身体力行。早年积极用世，满怀经世济民的抱负，中年后自感“既乏经世略”，便抱着“独善其身”的思想，专力于古文了。姚鼐的主要著作为《惜抱轩集》，另所编的《古文辞类纂》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在散文的具体创作方面，姚鼐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理论，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文当由粗入精，这可说是对我国散文艺术和理论相当全面的总结。方苞与姚鼐均非常看重作者的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影响。他们如此重视，一方面与他们格守儒教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认为“气”是文章的统帅，而作者的道德修养正决定着作品“气之高下。姚鼐的散文给人平和自然、淡远而不乏沉厚的感觉。而其散文，贯彻了“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理论。以义理为核心，做到了“言有物”；以考证发挥义理，使文章充实浑厚；讲究文章的法度，做到了结构谨严，言辞雅洁。如《登泰山记》、《李斯论》、《翰林论》都可说是三合一的代表作。姚鼐的散文不像方苞那么突出“义理”。反倒是在讲究文章的神气韵味、音调节奏方面更为出色，这一点在他的记游散文中表现的比较突出。姚鼐以阴阳刚柔论文，而他的文章则以阴柔见长。如《游媚笔泉记》、《游灵岩记》中的景物描写，都表现出阴柔之美。姚文中多反问、设问句，行文多迂迴曲折，也是其“阴柔”风格的体现。
　　
　　由于姚鼐与现实生活很少矛盾，生活面窄，接触社会少，所以文章的思想内容显的贫乏，几乎没有能够真实反应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的作品。在形式上，姚鼐也没能避免桐城派拘泥形式、过于追求古雅的通病。
　　
　　（三）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浙江余姚黄竹浦人。他是十七世纪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大学问家，是一位杰出的人物。黄宗羲终其一生拒不仕清，但曾应县令的邀请去海南讲学五年。他支持弟子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加编纂《明史》，后又让儿子黄百家参加修《明史》，为保存有明一代文献做出了贡献。
　　
　　黄宗羲最重要的著作是《明夷待访录》。该书明确地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的论点，认为君臣关系绝非主奴关系，而是分工合作的关系，而君主是极端有害的。这部《明夷待访录》反映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实行改革的要求。另一项重要的学术成就是编写宋、元、明三朝学术思想史，称为学案。他反对服务于官方的程朱理学，接受王守仁、刘宗周的学说，又吸收宋人张载的理论，从而反对空疏之学，提倡“经世致用”。
　　
　　黄宗羲的学术成就一般而言是大于其文学成就的。但其散文仍有可观之处。他的文学观点主要继承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他也批评竟陵、的独抒性灵的主张，他认为性情应是作者的真情流露。黄宗羲的“至文”正是元气受到压抑，并发而出所成，是他全人格的体现。他的议论文雄视古今，立论卓绝，说理透辟，严密的逻辑和高度的概括力。他的记序文则表彰明末忠义，为中国文学塑造了一个个崇高的形象，同时也总结明代文臣不习武、武人跋扈，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他还为草泽遗民、义士畸人列传，对任何人物都一一刻画，使他们栩栩如生。此外，他的诗作在清初诗坛上亦独树一帜。《祭万悔庵文》是黄宗羲的一篇散文作品。本篇为祭故友万泰而作，本文抒发患难知交的深情，堪称黄宗羲的名作。
　　
　　（四）袁枚：字子才，号简斋，或作存斋，字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袁枚写了大量的山水游记和诗歌，歌颂了大自然的瑰奇和壮丽，如《到石粱观瀑布》、《游黄山记》等，都是游记文学的不朽之作。袁枚是文学理论家，他的《随园诗话》对诗歌的创作、评论与鉴赏诸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阐发，在我国的古代文论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袁枚的散文创作比起他的诗歌，似乎更显示出他不自觉的继承优秀文化传统的特点。其叙事、议论性文章受到《史记》、《汉书》以及秦汉议论文等优秀散文的影响极为明显，叙事简括而不枝蔓，议论往往反复论辩而透彻明达。他的一些碑传文就很好地体现了这种特色。游记、山水小品文等文章，虽明显受到唐宋以来诸大家的影响，但却更显出袁枚的个性特色，从内容到形式都力避俗套，打破固定程式，由自由收纵的笔力，清新活泼，舒畅痛快。不过，他的文集中也有大量的应酬文字，这也是不能免俗的。
　　
　　袁枚著述宏富，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随园诗话》十六卷等。而其《祭妹文》是袁枚散文的代表作。这篇祭文作于乾隆三十二年，在其妹去世后八年。文章通过一连串生活细事的回忆，抒发了生离死别之悲和身世之痛，感情深挚，笔触细腻，体现了袁枚抒写心灵的主张。有人认为此文可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欧阳修的《泷冈阡表》并列。
　　
　　（五）阳湖派
　　
　　此派的领袖人物为恽敬和张惠言。不过，张惠言只是以他的才学试作桐城式的古文，实在与桐城派文风没有多大的不同。真正专治古文，而又与桐城派同中求异，因而别应出阳湖一派的，以恽敬的功劳较大。恽敬，字子居，号简堂，著有《大雪山房文稿》。其为文盖出于韩非、李斯，与苏洵为近。不过，虽然恽敬想要跳出桐城派的范围，想要从“修六艺之文、观九家之言”出发，以振兴文学为务，但六艺九家本为古文之祖，再者他们也提不出那种清真雅正的散文有什么不好，因此其文章风格实与桐城派相距不远。
　　
　　（六）湘乡派
　　
　　以曾国藩为代表。曾国藩，字涤生，号伯涵，谥号文正，有《曾文正全集》凡百数十卷。曾氏对于古文，很向往桐城派的风格，对于姚鼐，尤其倾倒之至。不过，曾国藩对于骈丽文字，基本上较为优容。大致上，他比较同意如刘开所说的骈散互用之说。他并不死守古文家法，也不以古文唯独尊。再者，他以为词章家也须要有小学训诂的根底，这是以往古文家所忽略的问题。同时，他更建立了“阳刚”“阴柔”二分法的美文理论。所谓“阳刚”之美有四：雄、直、怪、丽；“阴柔”之美有：茹、远、洁、适。道出了曾国藩的散文创作理念。
　　
　　曾氏大力提倡古文，尤其在桐城逐渐式微之后，使得古文再度兴起，也可能是为了弥补八股文的缺失吧！也由于曾国藩的提倡，才使桐城的影响力直到清末民初，成为与新文学对抗的局面。这也算是他对于散文的一大贡献吧！
　　
　　二、清代散文对后代散文的影响
　　
　　清代后期，正值西方文化入侵的时期，许多传统的文化都遭受到严重的冲击。散文发展到此，已经准备迈入另一个新阶段了。民国建立，白话文学运动的提倡，使得散文由传统的古典散文进入到白话散文的时代，一直影响到今天的散文创作。散文发展的历史，便在历经了千百年来的转变之后，延续到今日。（来源：中国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