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笔记：为增主席威信可献生命

1967年11月，专案组归分工系统的专案组第二办公室掌管。专案组是二办所辖专案中最重要的部分，管辖被认为是“黑线”的17个对象：、、、李锐、、王平、、李志民、、刘震、钟期光、饶正锡、洪学智、邓华、万毅、吴自立、浦安修。
　　
　　和一样，先被关在五棵松，后又被转到罗道庄。在五棵松，一天，从他的高度近视眼镜片后发现哨兵押过一个衣服褴褛的人，正是他“经常相逢在梦中”的彭老总--。常常反抗，一次（也许是故意）在院中和人员顶撞起来，大吵大骂，听出是老战友的声音，激动得紧贴到窗户上去听。在批斗的高潮中，常和被押在同一串车上游街，被“揪”在同一个台上挨斗，在目光中交换心声，共同承受这一时代的疯狂。
　　
　　在1994年出版的《自述》中回忆到他和一起被大会批斗的情况说：“6月底7月初召开了我们的斗争会，我和有关的同案人才得以见面。被斗的人中，年纪最大，我很担心他吃不消，常常抬起头来看望他，这时造反派监视人员就狠狠地把我的头压下去。为此三番五次，他们就骂我不老实。”就在这样的时刻，老战友仍然关心着他。
　　
　　“大批斗”的暴虐过去了，1968年开始了一场更为残酷的、隐秘的斗争--审讯。
　　
　　专案领导小组的要求是对所押“案犯”在春节前定案，提出要“只争朝夕”，“歼灭战一定要打下来”。
　　
　　1967年9月28日至12月6日，专案组8次审讯的入党问题，目标是“是假党员”。然而，在1928年平江起义后给写的报告中，明明写着“入党三阅月”。专案组初战失利。从新年开始，又突击审讯所谓“里通外国”问题。对专案组提出抗议：“对我的审查，用党内同志式的谈问题可以。审讯式的，拒绝谈问题。”主审人答：“对你就是这样，你要老实认罪。”对专案组来说，是敌人，并非同志。
　　
　　从1952年抗美援朝中到1959年，5次被派去苏联谈判或访问，在专案组的方案中都当作“里通外国”罪行来审查，重点审1955年和1959年的问题。
　　
　　1955年“问题”的起因是，原驻苏大使在“”被揪斗和监禁中写了一个“关于1955年在苏联里通外国勾结苏修”的材料。这个材料是怎样“制造”出来或逼出来的无人关心，却令专案组大为兴奋，立即上报。
　　
　　1955年5月24日，参加华沙条约国会议回国，途经莫斯科，苏共赫鲁晓夫让翻译费德林向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转达他的意见：赫鲁晓夫要和谈话，主要是谈军事问题，因机密性大，建议苏方只由大将、中方只由大使刘晓参加。指定由费德林任翻译。费德林要刘晓向解释，听后说，应尊重苏方意见。会谈后回国，将会谈内容向主席作了汇报。
　　
　　审讯开始，从谈的情况中得不出“里通外国”的结论，审讯人火了：“我们看你是与赫鲁晓夫共同搞阴谋。”“由你们定，我无法说，你们说搞阴谋就搞阴谋，你们是客观的吗？”回答。
　　
　　“第一你背着，第二不让翻译参加，第三代表团成员没有参加，根据这三条是不是里通外国？”
　　
　　1月10日到12日连续3天，6次审讯。再三说，约见赫鲁晓夫他是被动的，没有谈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回国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过。
　　
　　正患感冒，不断咳嗽。“过堂”回来满脸怒气，一次气得把收音机扔掉。
　　
　　15日、16日连审4次。疲劳、气愤，神志昏迷，行动趔趄，最后，按审讯人的要求承认，谈话没请示，没有代表团员参加，应向毛主席请罪。
　　
　　17日审讯两次，审讯人进一步要承认和赫鲁晓夫谈了1954年的高岗问题。反复声明没有，审讯者追逼不已，大声回答：“我不能满足你们的主观需要！“审讯骂：“你攻击！放毒！反攻倒算！抗拒审查！对审查怀恨在心！……”
　　
　　多次逼供，忍无可忍，“腾”地跳起来，拍桌子大吼：“你们的目的达不到！”审讯者一齐站起来骂：“你简直无耻之极！”“混蛋透顶！”……
　　
　　谁无耻，谁混蛋透顶，历史自将作出结论。
　　
　　提到审讯的目的。审讯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据专案组的笔记本记载：“首先要他（指）承认同赫鲁晓夫说了高岗历史上的任职和成绩，然后要彭承认同赫谈这些话的目的是‘为了宣扬高岗，说明高岗是逼死的’”，“如果说是为了给赫解释，要打态度”。“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彭认为高岗没有勇气，不应暴露过早，连累自己。手段不高明。应当沿着继续（按：原文如此）开展斗争，弄清问题。”
　　
　　何等险恶、卑鄙的目的！何等凶残的想像力！
　　
　　按照这一目的，从19日起，专案组开始用车轮战突击审讯，连续从晚上19时审讯到第二天凌晨3时。一堆人围着，你一喝，我一喊，轮班无休止地追逼，一句话反复问，直至极度疲劳，精神恍惚，“要什么给什么”，承认和赫谈了高岗问题。
　　
　　专案组用这个手段依次而进，进一步逼交代在高岗问题上对赫鲁晓夫谈了什么。据专案组笔记，21日“夜战”，专案组4人要承认在赫鲁晓夫面前“主动谈高岗问题”，“为高岗树碑立传”，“为高岗翻案”，“勾结赫鲁晓夫反对我”。22日晚，连续8小时的审讯，要承认1955年见赫是彭主动的，不让翻译、武官参加是彭授意的，彭主动向赫谈高岗问题。审讯时制造极度紧张的局面，审讯后逼令即刻写交代，使本来就极度气愤、疲劳的不能休息。
　　
　　从1月13日至23日，13天审讯17次，每次审讯都是先据理驳斥，最后在精神恍惚下签字承认。专案组每天向上报告“战绩”。17日，办事组成员催促专案组“想尽各种办法把进度搞快点……抓紧时间突，大会斗，小会突，专案审。”24日，专案组汇报战绩后，又指示：“专案工作最大、最难办的是”，“1955年的问题要抓紧，一定要攻下来”，“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解决问题时要人多一点，人多说得过他，人多压得住他”。
　　
　　26日，从下午1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专案组审讯连续9个小时。《哨兵日记》记载从审讯处被送回囚室的情况：“东倒西歪，前俯后仰，精神处于昏迷状”。
　　
　　1月30日是春节，“春节前要定案”的计划完不成。29日，吴法宪指示专案组：“春节后再来个高潮，搞几个月不要被犯人同化了。专案就是把混进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挖出来，对于办成红彤彤的思想新世界是重大贡献。”
　　
　　春节后的“高潮”，审讯的次数更多，时间更长。2月5日从下午14时30分到6日凌晨1时，审讯人轮流休息、吃饭，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休息，连续被折磨11个小时。
　　
　　专案组车轮战的审讯，不是为了弄清问题，而是逼取口供以便定罪。这一切又是以革命的名义、党组织的面目出现的。庐山会议后，曾经要求审查他；“”开始，他衷心欢迎审查，相信审查会洗清他的冤屈，澄清事实的真相。但残酷的事实使他认识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那从少年时代铸就的嫉恶如仇的霹雳般个性，他一生一世只服从于真理，不屈服于压力的刚烈气慨，此时爆发为对专案组的冲天怒火。他不顾灾难的后果，在被审时痛斥怒驳，对操生杀之权的专案人员捶桌怒吼：“你再审，我也是顽固！”“我就是顽固，顽固到底！”“你们把我枪毙了吧！我什么都不怕！”专案组人员恫吓说：“你这样做没有好下场！”他冷笑：“好啊！看你们有什么下场！”
　　
　　然而，他认为专案组代表党。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耐心地回答专案组的讯问，反复地说明情况。在每次车轮战的最后，他认罪、签字，在精神恢复后又否认、说明--用专案的语言来说，就是：翻案。
　　
　　春节以后，专案组逼承认1959年在阿尔巴尼亚参加霍查举行的宴会后，和赫鲁晓夫在小休息室“密谈”，“勾结苏修”。反复说明，当时有各国贵宾在场，他和赫鲁晓夫只是礼仪性的见面，交谈数语，根本不可能“密谈”什么。把为这一问题被迫写的“认罪书”抄在日记本上，后面写上了一段话：“为此事费了半个月时间，有时搞到半夜，于是，我把平日里所想的和所说的，说成是同赫谈了。现在我知道了，一定要说成是同苏修勾结反对毛主席……现在我懂得了这一条。我过去的了解是，审查是要弄清真相，实事求是，作出合乎事实的真理结论。”“入党宣誓时说过，为了革命利益，必要时献出自己的生命。现在是时候了，应当为了党的利益，为了巩固和提高毛主席的威信，我应当坚决这样做。”
　　
　　为了革命，为了党的利益，他应当按专案组的要求“认罪”以“巩固毛主席的威信”呢？还是坚持实事求是“抗拒审查”呢？他陷入极度痛苦与极度矛盾中。
　　
　　3月4日开始，审讯所谓“取而代之”的问题。
　　
　　一个留苏学生揭发，1956年她在苏联学习时，听到一个苏联学生说，赫鲁晓夫曾当着他叔父的面派人去见。转告彭两句话：“他可以取而代之，我支持他。”
　　
　　对这份材料，连专案组自己也对其可靠性发生怀疑，但仍据此制定出了一个逼供的计划。据专案组笔记本记载：
　　
　　“研究审讯彭取而代之问题计划：（1）八国之行，摸底探风，进行准备；（2）庐山会议直接，先礼后兵，逼毛主席检讨；（3）发动总攻击，取而代之。”
　　
　　“尽力逼其交代出来。指导思想、步骤：连续作战，强攻打硬仗，围绕取而代之问题，穷追猛打”。
　　
　　计划付诸实施了。七八个人轮番审讯，把摧残到极点。哨兵记载，一次从审讯室回到囚室“吃饭不知吃”，“砰的一声碗掉在地上。‘我赔，我赔！’”他突然想到这碗是公家的，“从衣袋里拿出5角钱交给哨兵”。
　　
　　专案组正突击审讯时，发生了“三??二四”事件。直接负责专案组工作的大组副组长被“打倒”了，专案组整顿思想。4月5日，检查出“右倾动摇思想”16条。下据专案人员笔记的记载，录出数条：“我们的材料不是那么多，不是把他（彭）的锐气打下去了，而是挫伤了我们的锐气。”
　　
　　“外调没有好线索可查，查来查去查不出所以然来，弄出些右倾情绪。”
　　
　　“4个问题现在一个也没搞完，搞他的集团问题，搞下来好说，搞不下来怎么办？”
　　
　　“是搞赫给他讲了这句话就算达到目的呢，还是继续搞事实呢？”
　　
　　“应再搞事实，搞什么样事实？”
　　
　　“的问题到什么程度才能结束，心中没数，现在走到哪里算哪里。”风波亭、莫须有，可见一斑。
　　
　　所谓4个问题，是指要通过审讯逼承认并按既定内容交代的“彭、高集团”、“里通外国”、“小集团”、“取而代之”的4个问题。审讯4个多月没有达到目的。
　　
　　1968年3月，的亲信被任命为办事组组长。接着，在第九次上当选为委员，接管了专案组。对的审讯再次加码。专案组的笔记记下了每一次审讯的情况，哨兵则被告知要记录下被审讯后回囚室的表现。
　　
　　5月7日，从下午开始到8日凌晨1时，由陈×等5人“攻他的核心问题”，审讯室内忍无可忍，火山爆发。他怒吼、痛骂。主审人鼓动其部下的士气说：“顽抗是敌人的本性，是必然的”，“不交代不能收兵”。最后，陈×的笔记记着：“我们的目的基本实现了。”
　　
　　在半昏迷状态下回到囚室，拿出一张纸条写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必要时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我入党誓词的最后一句，现在是时候了。”
　　
　　专案组经10个月的审讯，用“莫须有”、“逼供信”的手段，制造出了一个《关于里通外国问题的审查报告》，于9月18日定稿上报。报告中说：“1959年彭、赫在地拉那直接勾结，是有预谋的，他在同赫的谈话中，恶毒攻击党的三面红旗，露骨地向赫修表示了他的野心。赫鲁晓夫对我党也大肆攻击，支持取而代之。供认他到国外反对毛主席是为了制造国际，取得赫修集团的支持，以达到篡党篡国，夺毛主席的权，颠覆专政，实行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1968年8月25日，和其他“案犯”由罗道庄被转移至什坊院继续监禁。什坊院监禁点是以一座木质结构的小楼为主的小院，楼前一些低矮的平房住犯人。小楼做了办公室，正好居高临下进行监视。
　　
　　从被揪以来，忍受着的批斗、哨兵的监视、专案组的审讯，期待着一个伟大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他期待“九大”使党的一切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他熟悉运动、群众运动的规律，也相信驾驭历史的能力。冲动的热浪过后，定会有冷静的总结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