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定制”回潮：中小学教材课改大变局

作者：赵家鹏
　　
　　中小学教材统编传闻背后，掺杂教材利益争夺与公民教育方向的调整。
　　
　　中小学教材十年课改正临变局。当年因“简政放权”而下放地方的中小学教科书编写权，恐将在不久后被收归统编，大陆教科书编写格局或将从“审定制”向“国定制”回潮。
　　
　　文科教材拟统编
　　
　　7月11日，北京暑热中，各大教材编写机构的主编和负责人嗅到了一丝异样气息。
　　
　　当日，召开“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修订工作会议”，副部长刘利民到会部署，特别要求进一步对现行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材进行修订。然而，会上发放的新课标修订稿却并非全本，语文、历史、德育等三文科新课标修订稿没有纳入其中。对此的解释是，这三科课程标准将另行安排，暂不公布。
　　
　　此举引发了与会人士与媒体的猜测。一个月后，大陆有媒体在引述众多中小学文科教材编写者的看法，认为语文、历史、德育等中小学文科教材即将回归国家统编。
　　
　　国家基础教育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温儒敏向《凤凰周刊》记者表示，教材统编一事，和相关部门有这个意思，但还在酝酿中。而被外界认为未来将承担统编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面简称人教社）对本刊记者表示，统编一事由主管，目前还没有接到的统编命令。
　　
　　尽管如此，人教社似乎已经开始了筹备。人教社小学语文室主任陈先云回复本刊记者称，目前工作较为忙碌。有地方教材编写机构语文教材编者则告诉本刊记者，7月会后，该社语文教材编写进度已经放缓。
　　
　　温儒敏透露，新国家课程标准可能9月颁布。而据此编制的新教材，按要求，将自2012年秋季开始使用。有公开报道称，在新课本中，将更多体现“核心价值观”，原先教材中删除的革命手抄诗以及《红岩》文章节选等红色经典将进入新课本。“坚持全面渗透，增强教材德育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效性。”7月11日，刘利民曾在会议上特别强调。
　　
　　针对统编传闻，至今未予以回应，但种种迹象表明，教材改革已跃至工作重心之一。
　　
　　教材管理是由基础教育二司负责。2009年该司关于教材的工作简单表述为“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材建设。”2010年，教材工作突然提升了标准，其时已经明确要求“全面启动义务教育阶段各学科教材修订工作。加强对思想品德、语文、历史课程教材建设的规划与指导，组织编写好三科教材，进一步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三科教材建设的全过程。”2011年延续了上一年的思路，并明确提出要“研究制定中小学教材选用管理办法”。比照三年来工作重点的变化，教材改革之义呼之欲出。
　　
　　基础教育二司工作重心的变化，源自进入袁贵仁时代后的新政步伐。2009年底，袁贵仁接替周济履新长，三个月后，即在基础教育教材工作上布设新局。
　　
　　2010年2月21日，下发《关于成立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成立了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工作领导小组。联系基础教育二司2010年工作重点，此三文科教材编写格局生变，恐不是空穴之风。
　　
　　统编教材沉浮始末
　　
　　若如此，这是1999年第八次课改以来对“试验教材”的首次重大修订。
　　
　　1999年，中央办公厅下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该《决定》在素质教育理念下，明确表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同时“促进教材的多样化，进一步完善国家对基础教育教材的评审制度”。
　　
　　2001年，教材改革更进一步，发布《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各地方可自编教材，经教育行政部门审定后用于教学。至此，教材统编格局彻底被打破，“多纲多本”的“审定制”格局形成，国家也不再负责出钱编写。
　　
　　而在2001年之前，大陆教材主要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编写。
　　
　　1950年9月，建政甫一年的召开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针对当时旧版教材与解放区教材驳杂的局面，出版总署在会上提出中小学教材须全国统一供应的方针，并决定联合共同组建承担中小学教材统编的专业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因此而生。作为官设出版机构，人教社编写教材须执行严格的规范。由教育管理部门指定的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的“宪法”，在此基础上，人教社要首先制定教材编写方案，明确教学目标、方式、编写体例等内容。其后，再进行主要内容填充工作。以语文教材为例，选文要特别注重政治性，不能持中性倾向，要积极反映主流意识，练习题也需要向此方面侧重。涉及敏感问题，诸如台湾表述时，教科书编写则需要格外慎重，避免歧义。从操作时间而言，编写方案需花费数月，内容编写则可在半月内完工。
　　
　　编写完成后的教材须交由指定审查机构审定。在人教社统编教材格局被打破后，教材审定则由专门审定变成了“糊名阅卷”。送审的教材都是白皮书，不写出版单位，以编号代替。审定时，先审定方案，后审定教材，如方案没有通过，教材将失去审定资格。
　　
　　在大陆教科书管理格局中，除了统编和出版中小学教材，人教社还承担着研究和发行等作用，实际上等同于大陆教科书管理中心。
　　
　　1950年代，人教社与地方出版社在中小学教科书供应上的关系，按照时任出版总署出版局副局长金灿然的说法是：人教社负责制定大陆教科书造货与供应计划，各地出版社需要与人教社订立租型合同，在定价方面与人教社保持一致。其中提到的租型模式，意即地方出版单位从人教社租来印刷教材的胶片，同时按照教材总价的3%向人教社支付租型费。此种模式，是为了解决人教社教材全国运送困难，而特别设计的。自此之后，人教社的顶端优势逐渐形成，租型则成为了大陆教科书供应中的常态。
　　
　　但教材统编工作亦始终随政策起伏，人教社前后编了10套教材。第四套通用教材在使用半年后，曾被批判为“压得太重，摧残人”，要求“课程砍掉一半”，但未及修改，爆发，教材管理体系崩溃；第五套通用教材的编制则来自直接命令，时当1977年，要求尽快编出一套统一的中小学教科书，从1978年秋季起供应全国。该套教科书确立的指导思想是：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进入80年代中后期，教材编写开始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国定制”向趋于市场经济的“编审制”转移，至2001年统编彻底废止。
　　
　　“国定制”与“编审制”利弊
　　
　　如今统编教材之声再起，“国定制”与“编审制”两制之争成为了关注所在。
　　
　　两制之争并非新事。大陆教科书体制始自清末，是当时从国外舶来制度之一。最早由民间自编，而后成为清廷新政之一。1904年清廷颁布癸卯学制，随后吸收日本经验，于1906年出台国编教科书计划，是为“国定制”之始。然而，在清廷国编本教科书尚未出台之前，实行“编审制”，允许私人编书，但所审定图书期限仅为5年。
　　
　　尽管限令如此，但由于国编教科书陆续出炉后质量难以令人满意，民间自编机构在此期间发展蓬勃，双轨之下，“编审制”渐成主流，而不待5年期过，清朝即已倾覆。
　　
　　民国建成后，“编审制”成为了教材管理的主流，但“国定制”冲动仍有反复。北洋政府时期，曾有两次国编计划，南京政府时期亦曾两度开展国编计划，但政府编写往往耗费时间较长、资金投入较大，收效却甚微。
　　
　　相形之下，从清末开始，民间出版机构已经积累了从编写、发行、出版到实践的一套经验，与政府投资编写往往亏钱相比，民间机构的收益率令人咋舌。据资料显示，通过出版教科书，商务印书馆的资本从1913年到1920年间，从130万翻番至300万，而1922年新学制改革，更是使其资本猛增至500万元；中华书局亦因编写教科书，资本从1912年的仅2.5万，激增至1916年的200万。民国十年之后，上述两民间机构几乎占到了教科书供应的十分之九。
　　
　　1949年后，大陆教科书管理收归“国定制”，教科书由国家拨款统一编写，教材定价亦由人教社指定，地方出版社不得调价。至此，教材经营利润亦不复存在，各出版社靠接受国家补贴为生。
　　
　　教材统一定价局面在1988年后得以改观。当年国家教委提出教材多样化政策，亦发出明传电报，开放教材定价，允许地方自决。1995年，随着纸张涨价，教材定价再被调高，此后，教材利润开始显现。至目前，有业内人士估计，中小学教材出版市场利润每年至少为300亿。
　　
　　利润前导，增强了地方出版社的实力，教材统编体制的缺口得以打开。2001年后，国家不再出钱编写教材，而是在审定教材后，建立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向各省下放，由各省酌情选用。很多省市考虑地区情况，往往弃用人教社编写的教材，而选用地方教材。如江苏地区中小学文科教材，约90%为“苏教版”教材，“人教版”仅被少数学校采用。
　　
　　向地方下放选择权，本意是引入竞争，但经过数年时间，却显现出了让决策部门始料未及的问题。2010年秋季，安徽五地市开学临时更换教材，将教材编写的一家民营机构排挤出局，补入本地出版集团，媒体质疑其有行业寻租之嫌。另外，大陆多家媒体也曾报道许多省份出台相关文件，规定凡进入当地的外省教材必须“租型”，让本地出版集团以低成本获得利益垄断。此外，为了进入各省用书目录，并最终选中，许多出版社不得不拿出一部分利润公关相关管理部门。
　　
　　有出版社人士认为，在“编审制”实行后，教材腐败屡屡发案，这可能使得国家收紧权力。也有地方出版社人士索性认为，统编传闻背后所涉的，还是教材利益争夺。不过，一些教育学者更为关心地是：回归统编恐与第八次教改精神不符。
　　
　　收放之间如何权衡，的下一步动作值得关注。（来源：凤凰卫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