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画像
名誉是人类最珍贵的衣服。剥夺一个人的名誉所造成的侮辱，比剥去他的衣服更持久而深刻。清代雍正年间的“名教罪人”案，即是皇帝通过“发动群众斗群众”、“戴帽子”等手段，剥夺苦主钱名世名誉终身。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有“江左才子”之称，案发时为翰林院侍讲。他曾作为万斯同(字季野)的助手参修《明史》，出力甚多。葛虚存记其事说：“钱亮工……才思捷敏，昼则征逐朋酒，夕则晋接津要，夜半始归静室中。季野踞高足床上坐，钱就炕几前执笔，随问随答，如瓶泻水。钱据纸发书，笔不停缀，十行并下，略无罅漏。史稿之成，虽经数十人手，而万与钱实尸之。噫！万以老诸生系国史绝续之寄，洵非偶然；钱之才亦曷可少哉！”可见钱名世确有过人才华。但此人有才无行，老师万斯同在京城病逝，他主持丧事之后，竟将老师的藏书卷走，还将部分手稿攫为己有，故而邓之诚说他“实非端士也”。
既非端士，那就多半会做些不太体面的事，比如谄媚权贵。年羹尧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权臣，文人清客少不了要写些赞美诗给他。钱名世就是其中一位。他投赠年羹尧的诗，将年比作周代的召伯和汉代的卫青、霍去病，还说年羹尧平藏之功甚巨，应当专门为他立碑勒名，就在康熙帝的“平藏碑”之后。
要是年羹尧没倒台，这些诗也不会惹祸。可是，年这人自恃功高，飞扬跋扈，回京时九卿、诸督抚都要跪在路旁迎接。他又广结朋党，声焰极张，加上在雍正继位时，他或许还出了些不可告人的力气(雍正能登基，一般认为在京有隆科多助力，在外有年羹尧作奥援)，自然遭忌。
说起来雍正真是个奇特的帝王。他在位只有13年，却批阅了两万多件奏折，而且经常在朱批中对宠臣说些甜蜜的情话，甚至赌咒发誓，为历朝所未见。对年羹尧，雍正一度相当宠眷。雍正元年，在一道给年羹尧的朱批中，雍正写道：“你此番心行，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读之令人牙酸。但雍正三年，他对年羹尧就很不待见了，在一道朱批中说：“如年羹尧这样禽兽不如之才，要他何用！朕再不料他是此等狗彘之类人也。”
写这道朱批的几个月后，年羹尧就奉旨自裁。与他有交往的人，多被审查问罪。在钱名世之前，还有一桩著名的文字狱，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历代名将如郭子仪、裴度等人，与年一比，都是萤火虫。结果汪被枭首示众，脑袋悬于菜市口道边，一挂就是十年，待到乾隆继位，才把他的骷髅头取下来，说是太难看了，有碍市容。(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雍正四年，钱名世写给年羹尧的谀诗也遭发掘出来，遂被控“悖逆”。这可是重罪，不止自己要掉脑袋，还会殃及亲朋。不过雍正没有杀他，而是用一番“出奇料理”来收拾他。
第一步是将钱革职发回原籍。雍正还手书“名教罪人”四字，要地方官做成匾额，悬于钱家的客厅。逢年过节，地方官要去钱的家中查看，如果没挂匾额，就重罚他。
所谓名教罪人，或类似于后来“右派”一类的帽子。“名教”，也就是“儒教”、“礼教”，是当时的官方意识形态，“名教罪人”，就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罪人。这就像“右派”是官方意识形态的罪人一样。
仅仅“戴帽子”还不够，第二步惩罚旋踵而至。雍正下旨，令385位科甲出身的京官写诗，集体声讨钱名世的“劣迹罪行”。这是我所见第一起统治者“发动群众斗群众”的个案。
诸人批斗诗写好，雍正一一过目，将詹事陈万策的诗评为第一。此诗全文现已佚，仅留下一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这句诗是说，钱名世是与戴名世一样的大罪人(戴是康熙朝《南山集》文字狱首犯)，又是与年羹尧一样的大奸大恶(年字亮工。一说诗中“亮工”是指周亮工，明降臣，著作遭禁)。
奉旨写批斗诗，写得合意被表扬，写得不合可就倒霉了。余甸、徐学炳、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等六人作诗“浮泛不切”，被雍正打回去，要求重作，后勉强通过，六人惊出一身冷汗。更衰的是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写的诗不称圣意，被指“作诗谬妄”，发宁古塔为披甲人奴，所受处分比钱名世本人还重。还有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谬误舛错”，翰林项维聪“文理不通”，统统被革职回乡。看来，开批斗会时，谁要“隔靴搔痒”，也是不行的。
这些批斗诗，大多粗制滥造，有些甚至不通。作者日后大多未将这些诗收入自己的文集。史学家陈垣对此评论说：“今诸人诗集多不录此等诗，殆物伤其类也。”
批斗诗由雍正审核通过后，辑成专集《御制钱名世》，交给钱名世本人，要他自己出钱，用上好宣纸刻印，刊行全国。这有点像“”中苦主被批斗之后，还要手抄众人骂他的，再贴到大街小巷去。
值得一提的是，批斗钱名世众人中，至少有三人与文字狱关系密切。方苞在康熙朝因文字狱牵连而下过天牢，现在写批斗诗，想来滋味复杂。查嗣庭批钱名世的诗中有句“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而他自己不久就因文字狱而被处死，未能“宽斧锧”。谢济世批钱名世的诗中有句“江东归去黯吟魂，不死全叨圣主恩”，日后他也因注《大学》、《中庸》被雍正治罪，发往边塞军中效力。
史事讲到这里，人们或许要问，雍正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折地羞辱钱名世，将他一刀砍了不是更简单利落吗？
其实，雍正之前就搞过“戴帽子”羞辱人的事了。为报复康熙朝左都御史揆叙在夺嫡斗争中的宿怨，雍正二年，帝下旨削去揆叙谥号，还在其墓碑刻上“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人都死了，这么搞有啥意思呢？给死人墓碑“刺字”，不是等于飞媚眼给瞎子看吗？否，非若是也。雍正这么做，不是给死人看，而是给活人看。对钱名世也是如此，雍正搞的不止是钱名世，还有天下士人的“骨气”。
这个意图，雍正在圣谕中坦白道出：“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靦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
这大概是柏拉图“哲人王”的变种，我把它称作“王哲人”。“哲人王”是自哲人而当王，而“王哲人”则是自王而兼教主。后者更可怕，如果将“名教”视为宽泛意义上的宗教，雍正这么做，无异于要政教合一，又当教主，又当君王了。
雍正大约也觉得这么操作有些诡异，怕臣子们傻，不能领会圣意，在圣谕结尾处忍不住再度剖白：“如谓朕于负罪之人不加诛戮，尚赐以匾额，且令在廷赋诗与之，视黜恶之典有同儿戏，则大非朕激劝风励之深心矣”。好在臣子们蛮“落教”，在《御制钱名世》书序结尾，撰文者心领神会地写道：“观者咸当悚心励志，务以名节自防，则济济多士，好是正直，庶有以仰副圣主化导裁成之至意云尔。”
借用福柯的说法，雍正在这次对知识分子的集体规训中，大获全胜。不过与福柯笔下的综合体相异的是，雍正通过惩罚与规训，不但强调了皇权的基础和规则，还扩大了皇权的范围与效应，并彰显其超常特性———“独断之妙，存于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