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在表面上是一片平静,内里的秩序却是糟乱一团。我不懂事的时候情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从我懂事以后就时常听说宫里发生盗案、火警,以及行凶事件。至于烟赌,更是不用说。到我结婚的时候,偷盗已发展到这种程度:刚行过了婚礼,“皇后”的凤冠上原来的全部珍宝,都被换成了赝品。
这时我已经从师傅们那里知道,清宫中的财宝早已在世界上闻名。只说古玩字画,那数量和价值就是极其可观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帝王搜刮来的宝物,除了两次被洋兵弄走的以外,大部分还全存在宫里。这些东西全没有个数目,其中有数目的那部分又没有人检查,所以丢没丢,丢了多少,都没有人知道,只从这一点来说,就给偷盗者大开了方便之门。
今天想起来,那简直是一场浩劫。参加打劫行径的,可以说是从上而下,人人在内。换言之,是一切有机会偷的人,是无人不偷,而且尽可放胆地偷。偷盗的方式是各有不同的,有拨门撬锁秘密地偷,也有根据合法手续,明目张胆地偷。太监大都采用前者方式,大臣和官员们则是用办理抵押或标卖,借出鉴赏,以及请求赏赐,等等,即后者合法的方式。至于我和溥杰采用的一赏一受,更是最高级的方式。当然,那时我决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想的只是,别人都在偷盗我的财富。我那时已经有了强烈的“寡人好货”之心了。
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一百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是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了一个,原来全是非常精巧珍贵的古玩玉器之类的东西。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把他的所有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起来,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尽是瓷器,有的尽是名画,意大利人郎士宁给乾隆画的许多画也在内。在养心殿后面的库房里,我还发现了许多很有趣的“百宝匣”,据说这也是乾隆放精巧小件珍玩的库。这种百宝匣是用紫檀木制的,外型好像一般的书箱,打开了像一道楼梯,每层梯上分成几十个小格子,每个格子里是一样玩物,例如,一个宋瓷小瓶,一部名人手抄的寸半本四书,一个精刻的牙球,一个雕着古代故事的核桃,几个刻有题诗绘画的瓜子,以及一枚埃及古币,等等;一个百宝匣中,举凡字画、金石、玉器、铜器、瓷器、牙雕,等等;无一不备,名为百宝,一个小型的匣子即有几百种,大型的更有上千种。听说建福宫那边还有一种特制的紫檀木炕几,上面无一处没有消息,每个消息里盛着一件珍品,这个东西我没看见,我当时只把亲自发现的百宝匣,大约有四五十匣,都拿到养心殿去了。这时我想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究竟有多少财宝?我能看到的,我拿来了,我看不到的又有多少?那些整库整院的珍宝怎么办?被人偷去的有多少?派人去清点,靠不靠得住……这一连串的问题弄得我苦恼不堪。
可是不清点也不行,有多少东西都不知道,丢了多少东西更不知道。庄士敦师傅告诉我,他住的地安门街上的古玩铺又新开了许多家,哪里来的那些古玩呢?听说有的是太监开的,有的是内务府的官员或者官员的亲戚开的……
最后,我接受了师傅们的建议,决定清查。这样一来,麻烦更大了。
首先是盗案更多了。连毓庆宫的库房的门锁也给砸掉了,乾清宫的后窗户也给打开了。事情越来越不像话,养心殿里我刚买的大钻石也不见了。为了追查盗案,太妃曾叫敬事房都领侍组织九堂总管会审当事的太监,甚至动了刑,但是无论是刑讯还是悬重赏都不发生一点效果,没有人承认。不但如此,建福宫的清点刚开始,六月二十七日这天的夜里,突然发生了火警,清点和未清点的全烧个精光。
火警还是紫禁城外先发现的。东交民巷的意大利消防队的救火车开到紫禁城叫门,里面还不知是怎么回事。这场大火经各处来的消防队扑救了一夜,结果还是把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室、延春阁、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一大片地方烧成焦土。这里是清宫里贮藏珍宝最多的地方,究竟在这一把火里毁掉了多少东西,至今还是一个谜。内务府后来发表的一部分糊涂账里,说烧毁了金佛二千六百六十五尊,字画一千一百五十七件,古玩四百三十五件,古书几万册。这是根据什么账写的,只有天晓得。
在救火的时候,中国人,外国人,紫禁城里的人,城外的人,人来人往,沸腾一片,忙成一团。除了救火还忙什么,这是可以想象的。但紫禁城对这一切都表示了感谢。有一位外国太太也亲自上阵,并且在指挥中国消防队员的时候,手里的扇子也溅上了中国人的血。后来她托人把这扇子拿给我看,以示其义勇,我还在上面题了诗,以示感谢。这场火灾过去之后,内务府以双料的感激心情,除用茶点广为招待救火者之外,一笔“酬劳”费又花了六万元。
要想估计一下这次的损失,不妨说一下那堆烧剩和“摸”剩下的垃圾的处理。那时我正想找一块空地修建球场,由庄士敦教我打网球,据他说这是英国贵族都会的玩意儿。这片火场正好可以做这个用场,于是叫内务府赶快清理出来。那堆灰烬里固然是找不出什么字画、古瓷之类的东西了,但烧熔的金、银、铜、锡还不少,内务府把北京金店的人找来投标,结果一个金店以五十万元的价格中了标。据说当时只是熔化的金块金片就捡出了一万七千多两。金店把这些东西捡走之后,内务府把余下的灰烬装了不少麻袋,分给内务府的人们。后来有个内府官员告诉我,他叔父那时舍给北京雍和宫和柏林寺每庙各两座黄金“坛城”,直径和高度均有一尺上下,这就是用麻袋里的灰烬提制出来的。
起火的原因和损失真相是一样地查不出来。但我疑心这是偷盗犯故意放火灭迹的。过不多天,我住的养心殿东套院无逸斋的窗户上又发现了火警,幸好发现得早,一团浸过煤油的棉花刚烧着,就被发现了,未致成灾。我的疑心立刻又发展了一步。我认为不但是有人用放火灭迹,而且还在谋害我了。
事实上,偷窃和纵火灭迹都是事实,师傅们也没有避讳这一点,而对我的谋害则可能是我自己神经过敏。我的多疑的性格,这时已显露出来了。按清宫祖制,皇帝每天无论如何忙,也要看一页的《圣训》(这些东西一年到头摆在皇帝寝宫里),我这时对雍正的《批谕旨》特别钦佩。雍正曾说过这样的话:“可信者人,而不可信者亦人,万不可信人之必不负于己也。不如此,不可以言用人之能。”他曾在亲信大臣鄂尔泰的奏折上批过:“其不敢轻信人一句,乃用人第一妙诀。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又说对人“即经历几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犹当留意观其将来,万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这些话都深深印入我的脑中。我也记得康熙的话:“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亦不可遽信。”康熙特别说过太监不可信,他说:“朕观古来,太监良善者少,要在人主防微杜渐,慎之于始。”祖宗们的这些训谕,被这几场火警引进了我的思索中。
我决定遵照雍正皇帝“察查为明”的训示行事。我能想出来的办法,不过是找身边小太监来打听,再有就是自己去偷听太监们的谈话。后来我在东西夹道太监住房的窗外,发现了他们对我的背后议论,说我脾气越来越坏。我听到了这类议论就更犯猜疑。在无逸斋发现火警这天晚上,我再到太监窗下去偷听,不料竟听到他们这样的话:
“这把火没准就是皇上自己放的!”
“真可怕极了!”我回到养心殿东暖阁,心里扑扑地直跳,“他们犯罪,还想给我栽赃,真太可怕了!”
这时,刚刚还发生了一起行凶案。有个太监被人告发了什么过失,挨了总管的责打,他就对告发人怀恨在心,早晨趁告发人还没起身,拿了一把石灰和一把刀,进了屋子,先撒石灰在那人脸上,迷了他的眼,然后用刀戳那人的脸。这个行凶的人被外面进来的人按倒捉住了,受伤的人送进了医院。我这时想起许多太监都受过我的责打,连师傅们也多次进谏,不赞成我这种好责打人的做法,可见受责打的太监必是怀恨我的了。他们会不会行凶呢?想到这里,我简直连睡都不敢睡了。从我卧室外间一直到抱厦,都有值更太监打地铺睡着。谁知这里有谁对我不怀好心呢?他们要是和我过不去,那不是太容易了吗?我越想越怕,为了“防微杜渐,慎之于始”,我找了一根棍子放在床边,作为应变的武器。
从这天起,棍子没有离开我的床头,但这究竟不是办法。为了安全,也防止以后太监的偷盗,我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把他们都赶走!我知道这必定又是一场风波,不首先把父亲对付好,是绝无成功希望的。我想好主意,便传命备车,到北府看“王爷”去。
不出我所料,父亲听完了我的话,立刻就表示反对。因为这是在他家里,他没有办法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师傅们商量,他的口才就更不行了,他变得更加结巴。
“这这这怎么行,这这……”
他非常吃力地讲出些零七八碎的理由,什么祖制如此咧,这些人当差多年也不致图谋不轨咧,来进行劝服。我不管他怎么劝,只有一句话,说我是打定了主意,决不更改的了。
“这这也也得慢慢商议,皇帝先回到宫,过两天……”
看他使出缓兵之计,我也拿出我的法宝:
“王爷不答应,我从今天起就再不回宫啦!”
他听了我这话,急得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又抓头,又挠腮,又在地上打转儿,半天也说不出一个字来。桌上的一瓶汽水也给他的袖子碰掉地上,砰地一声炸了。瞅他这副模样,我禁不住反倒咯咯乐起来,并且从容不迫地打开书桌上的一本书,装成决心不想离开的样子,同时语气坚定地说:
“王爷答应了吧,答应了我就走。”
父亲终于屈服了。我得胜还朝,立刻传内务府……
溥仪自述辛亥革命后在紫禁城的生活
2019-11-08 13: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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