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当代中国正处在充满矛盾和挑战、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党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重性世所罕见，如何应对执政风险是党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60多年来，在客观分析风险的主要来源，深刻认识执政风险与党的自身建设关系的基础上，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防范和化解了前进道路上遇到的风险和考验。随着所处内外环境、历史方位和肩负任务的变化，党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更加严峻、领域更加宽泛，既有来自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改革开放领域的风险，也有来自全球化领域和自然界领域的风险。虽然风险来自多领域多方面，但从风险源来看，不外乎是两种基本的风险，即内源性风险和外源性风险。内源性风险是因党自身问题而引起的风险，外源性风险是由党外部因素而引起的风险。
我国制度的特点决定了我们党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是内源性风险，因为我们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掌握公共权力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是当代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政党无法比拟的。如同所说：“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1]。党强则国盛。只要党自身肌体健康、足够强大，就可以化解各种风险，包括来自自然界和国际领域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历史事实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执政风险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危险性，同时也具有双重性、不确定性和可控性。执政风险不只意味着危险，也潜藏着机遇，如果应对科学，可以化险为夷，成为党自身建设、社会发展和创新的动力源泉。要科学应对执政风险，首先必须客观地分析和把握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党面临的主要执政风险，进而才能适时采取相应对策，以提高党应对风险的能力。通过对国际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和我们党历史及现状的考察分析，我们认为中国在当代面临的执政风险主要有：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背离党的宗旨、盛行产生的风险，忽视社会公正、动摇执政基础产生的风险，为政不廉、腐败变质产生的风险，权力异化、形成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风险，以及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风险。其中前九个方面为内源性风险，最后一个方面为外源性风险。
（一）动摇党的基本路线产生的风险
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揭示和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规律，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保证”[2]（P16）。明确告诫全党：“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3]（P371）进一步指出：“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任何时候都决不能动摇。”[2]（P16）经济建设与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是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的统一整体。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的伟大实践，关键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根本在于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既不能以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会怀疑以至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也不能以自由化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否则就会离开轨道。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并在世界发生严重曲折、国内外风云急剧变幻的局面中沿着中国特色道路凯歌行进，最根本的就在于我们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并发展了党的基本路线。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30多年的实践中，虽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党内已基本形成共识，但在两个基本点之间，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上却长期存在争论，僵化和自由化两种错误思想的干扰和影响都始终存在。有的人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有的人则试图把改革变为改向。当前在党内和社会上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尤为严重。少数人歪曲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只讲市场经济，不讲，把对外开放变成全盘西化；甚至有人公开要求在宪法中删除四项基本原则，实行私有化。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党和国家生存发展之本，其中道路是我们事业发展的根本方向，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事业不断胜利的保证，的领导是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马克思主义、思想是我们事业的行动指南。离开了其中的任何一项，就会动摇国家的基本性质和基础，我们对这种倾向决不可等闲视之。
当代世界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新形势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必须始终坚持“两个基本点”的结合，避免出现顾此失彼的片面性。曾深刻指出：“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3]（P248）。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左”的和右的错误干扰我们；右可以葬送，“左”也可以葬送；我们必须既反“左”的僵化观点，又反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保证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如果动摇了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两个基本点中的任何一点，都会给我们党带来巨大危险和灾难。
（二）淡化党的意识形态带来的风险
意识形态是政党的旗帜，是政党整合力量、凝聚人心的思想武器。我们党一成立就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实现和为奋斗目标。正是在科学旗帜指引下，我们党带领人民艰苦奋斗，推翻了帝官封三座大山，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是我们的唯一选择，不仅是员的坚定信念，也是绝大多数人民群众心中的崇高理想。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阶层分化加剧，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理想；社会思想文化呈多元多样多变态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形势对我国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西方的各种不同观点、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甚至消极、不健康和的思想观点大量涌入。意识形态在当代面临着多元文化和价值观严峻挑战的态势。这种态势突出表现为：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剧烈碰撞，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斗争并存，科学思想文化和非科学思想文化激烈交锋，意识形态受到严重冲击；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准则和生活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关键的是一些党员群众理想信念的动摇，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日益泛滥，无信仰或信仰宗教的人在增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被淡化。在这种新形势下，一些利益集团从自身利益出发试图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走向，影响我们党的政策和决心，一些境内外势力打着淡化意识形态的幌子，大肆散布传播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甚至的思想文化，公开或秘密地与我们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中，却有一些人，在“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想影响下，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长期性缺乏清醒的认识，甚至麻木不仁、人云亦云，从而使意识形态受到严重的削弱。曾把“散布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思想，散布对于、事业和对于领导的不信任情绪”的情况称为“精神污染”，并严肃指出：这个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3]（p45）因此，“要说有风险，这是最大的风险。”[3]（p156）
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中国特色是亿万人民的共同事业，需要亿万人民群众的共同奋斗。在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高度关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引导党员、干部增强敏锐性和鉴别力，筑牢思想防线，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只有这样才能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进中国特色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导致党心民心涣散，行不成统一意志和行动，就无法实现现代化大业和我们党的历史使命。
（三）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的风险
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是党克服各种困难、战胜各种风险的重要保证。我们党成立之初，就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基本的组织原则。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提出：我们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以利于革命和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4]（P543）。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所处的地位、面临的环境、肩负的任务和自身队伍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敏锐观察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新风险，进一步指出：“只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把同志的建党学说和党的一整套作风恢复起来，发扬起来，那末，同志所说的那样一种局面，就一定会达到。有了那样一种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5]（P46）
虽然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高度重视党内民主，但由于党长期处于战争环境，党的组织建设要求整体上必然偏重于集中。建国后，我国的体制设计又别无选择，主要是借鉴苏联的做法，而这种体制在苏联的实行本身就是不成功的，其“总病根”就是“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随着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执政时间的延长，这种过分集中的体制逐渐成形，并且制度化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80年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发表后，在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总的看党内民主不足、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并有某种程度的发展。这种情况突出表现为在党的组织中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而在党委中权力又过分集中于“一把手”。由此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党内的、家长制、一言堂、“一把手”说了算等现象比较普遍，有些地方还相当严重。在一些基层组织中党委书记的权力往往难以监督和不受限制，别人都要惟命是从，甚至形成对其人身依附；书记凌驾于党委之上，重大建设项目的决策、重要工程的发包、重要人事的任免等都由个人说了算，民主集中制变成了“民主加集中”，先民主后集中，你民主我集中，班子成员发表的往往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没意见”等所谓意见，严重影响了领导班子整体效能的发挥。另一方面，广大党员群众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党员的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难以充分行使。在党内现行体制及党的建设的具体运作中，存在着片面强调党员义务，忽视党员权利的倾向，存在着把党员作为被动的教育对象、管理对象、监督对象的情况。譬如，只强调对党员实行严格的约束性管理，而漠视党员一律平等参与党内管理的权利；只强调党员要与组织保持一致，无条件地贯彻执行党的决策，而忽视党员直接或间接参与党的决策的权利等等。
我们党是中国特色事业的领导者和国家体制的设计者，党内民主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活的全局，必须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自觉性，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克服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党内民主不健全，权力过分集中，不仅影响党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而且影响党组织对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如果在党的委员会内部，委员的民主权利缺乏制度保障，不敢或不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民主决策流于形式，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对重大问题的盲断、乱断、误断和错断。如果我们对这种情况漠然置之，任其存在和发展，就不能最大限度凝聚全党智慧和力量、最大限度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就会窒息党的生命和创造活力，给党的事业带来巨大风险，甚至重蹈苏联东欧的覆辙。
（四）精神懈怠、意志衰退产生的风险
良好的精神风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力量源泉，我们党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就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如果党的精神懈怠了，意志消沉了，就会引发思想僵化、创新停滞、道德滑坡、奋斗精神泯灭的连锁反应，党的生机活力就会被销蚀，对世情、国情、党情的变化就作不出反应，就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不再具有先进性。
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历经磨难而不衰并领导人民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靠的就是广大党员群众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忘我的牺牲精神。在党的中心工作由领导革命战争转为领导经济建设后，党更加强调增强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活力，警惕精神懈怠的危险。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预见到执政后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他谆谆告诫全党，革命成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新的历史时期，多次指出，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进一步号召全党：要“始终保持知难而进、坚韧不拔、奋力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状态”[6]，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1]。
在90年的奋斗征程中，正因为我们党始终保持了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才团结带领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三件大事”，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但随着执政时间延长、执政环境的变化，成绩多了，鲜花多了，掌声多了，在某些党员干部中也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改造，理想信念动摇，精神萎靡不振，革命意志消沉；居功自傲、，饱食终日、不思进取，庸庸碌碌、无所用心，养尊处优、得过且过；淡忘了艰苦奋斗作风，不想再顽强拼搏，甚至把吃苦耐劳看成迂腐和傻帽，把挥霍浪费当做慷慨大方，拜倒在金钱女色面前，漫步于歌台舞榭之上，沉湎于酒绿灯红之中。精神懈怠，意志衰退现象虽然出现在部分党员干部身上，但其危害却十分严重，如果对其不引起足够的重视，任其蔓延，必然会瓦解党员干部的斗志，使我们党丧失战斗力，动摇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五）固步自封、能力不足产生的风险
适应时代发展，提升能力素质，是政党的永恒主题。在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惟有常怀“能力不足”的忧患意识，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努力学习新知识，增强新本领，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才能在重大风险和挑战面前，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我们党的成长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逐步提升能力素质的过程。在党的历史上的几次重大转折关头和工作重心转移中，党都遇到并成功解决了“本领恐慌”和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从土地革命的十年烽火，走向建设最广泛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过程中，严肃的提出了“本领恐慌”的问题，要求全党都要“学习本领”、“增加知识”，“把工作做得更好”。在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前夕，他再次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干部要加强学习，明确指出：“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7]（P1480-1481）。改革开放伊始，进一步提出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问题，他明确指出:“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的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5]（P271）。”正是由于我们党对能力不足的危险时刻保持着高度警觉，党才能从幼稚走向成熟，从能力和经验不足逐步走向能够从容应对复杂的国内外局面，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胜利。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新的变化，党需要继续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怎样建设，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当代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索，作出进一步的解答；需要科学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做到既要加快发展、又要保障公平，既要深化改革、又要保持稳定，既要鼓励竞争、又要整合利益，以便凝聚社会共识，继续推进中国特色事业。这就迫切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理论创新的能力、领导发展的能力、利益调节的能力、资源整合的能力、完善制度的能力、应对危机的能力等等。然而在我们的党员干部队伍中确有不少人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满足于往日的业绩；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思想僵化、墨守成规，心态浮躁、浅尝辄止；热衷于迎来送往、不喜欢看书学习，发展没有新思路、改革没有新突破、开放没有新局面、工作缺乏新举措，对落后的现状视而不见、对群众的呼声充耳不闻、对面临的危机无动于衷。党员干部的能力素质是党的执政能力的基础，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克服，其存在和发展必然导致党整体执政能力的下降、应对复杂局面和处理危机能力的不足，以致出现在重大风险和挑战面前的进退失据，贻误党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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