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召开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情况新闻通气会。、新闻发言人崔少鹏说，2011年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4843人，移送司法机关的县处级以上干部777人。
新年伊始，备受人们关注的反腐工作即有重大成果公布，可谓振奋人心。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我国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对我国的反腐成就和未来反腐前景进行回顾、分析。
2012年，是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的收官之年。那么，在2012年我国将会在反腐领域采取哪些重要举措？当前的反腐工作又面临哪些难点和焦点？《法制日报》视点版围绕《反腐倡廉蓝皮书》，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度解读。
中国反腐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仍需深化，反腐斗争的推进，将呈现一个不断与腐败现象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的历史过程
□视点关注
我国首部《反腐倡廉蓝皮书》近日在北京发布，书中对我国目前反腐倡廉的进程和成果进行了综合性的总结和全景式的描述。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在蓝皮书编写过程中，为了解惩治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推进情况及其实际效果，近两年来，中国社科院“反腐倡廉建设课题组”到有关部门和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有关部门开展了专题调研，组织了2010年至2011年反腐倡廉建设成效问卷调查。
负责问卷调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反腐倡廉建设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理事长李秋芳认为，中国反腐体制机制制度改革仍需深化，反腐斗争的推进，将呈现一个不断与腐败现象进行制度、文化和技术博弈从而最终遏制乃至消除腐败的历史过程。
腐败现象背后存腐朽文化观
据李秋芳介绍，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腐败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个别干部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腐化堕落，或，违反规定收送现金、有价证券和支付凭证，利用干部人事权、行政审批权、土地资源支配权获取不当利益，或在商品房买卖置换中，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置或以劣换优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借为名占用他人住房或汽车，以赌博或变相赌博收钱敛财，借委托他人投资证券或委托理财名义，为配偶子女和特定关系人谋取不当利益。”李秋芳说。
“二是一些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屡禁未止，医疗服务中收受索要红包，医药购销收受回扣以及开大单提成‘以药养医’导致药品价格虚高；个别学校乱办班乱收费，或隐蔽性高收费；个别基层干部刁难群众、吃拿卡要、执法不公；不合格食品药品、生活用水污染、企业违法排污、假冒伪劣农资等影响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土地征用、房屋拆迁、企业改制破产中出现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李秋芳说，第三个方面是，极少数干部和国有企业负责人投资入股矿产资源开采，甚至充当不法矿主的“保护伞”，造成资源乱开滥采，安全生产不严，引发特大事故导致人员伤亡。
李秋芳认为，在腐败现象背后，社会消极腐朽文化起着重要作用，“我国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家长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封建主义影响仍顽固地存在于社会生活中，左右着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形成彼此心照不宣并支配行为的‘潜规则’”。
“社会生活中存在浓厚的人情文化，往往将人际关系置于法律制度之上，在‘熟人社会’中，以朋友、同学、同事、老乡等结成的‘关系圈’，以‘交情’为联结纽带，实现利益互助互惠，往往私事公办，公权公款私用。”李秋芳说，在“段子文化”等社会负面中，个别干部腐败被认为是“环境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一些腐败分子得到同情，被说成“能办事的好人好官”，消极腐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腐败现象的蔓延。
“小金库”呈多发高发态势
在腐败形式中，“小金库”成为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违法乱纪的重要资金来源。蓝皮书显示，截至2011年8月底，全国共发现“小金库”58225个，涉及金额266.54亿元。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区各部门因设立“小金库”和使用“小金库”款项受到行政处罚的有1942人，受到组织处理的有3242人，予以党纪政纪处分的有1862人，还有623人被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共纠正违规资金118.54亿元。
蓝皮书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革，财政财务会计制度日益完善，财政审计等监督力度不断加强，但“小金库”仍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从审计查处情况看，“小金库”涉及金额居高不下且逐年增加，违法违规现象较为普遍。此外，“小金库”资金来源更加复杂，违规方式更加隐蔽，出现了虚报冒领套取财政资金、利用企业破产改制之机侵吞侵占、通过虚假票据虚列支出等手段，以现金形态由个人保管转为化名账户公款私存，或向下属及关联单位转移“小金库”资金。而“内部人共谋”、“少数人控制”也成为近年来“小金库”的新特征。
“‘小金库’已成为铺张浪费、奢靡享受、违法乱纪的重要资金来源，诱发滋生了一系列腐败现象，严重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成为反腐倡廉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说，从根本上治理“小金库”，要求行政事业部门经费实行“供给制”，全部由财政预算拨款，不允许自己创收。要建立完整统一的公共预算，消灭预算外收支，铲除制度外收支，形成一个覆盖整个财政性收支的公共预算。此外，由财政部门专司财政管理权。不允许政府部门发生任何以直接向企业、居民收钱为代表的财政性活动。
腐败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
近年来，全国反腐的力度、深度、广度都在不断加强。继国家预防腐败局宣布成立后，甘肃、上海、湖北、湖南、河北、河南、四川、北京、浙江等地相继成立预防腐败局。
蓝皮书认为，各地区各部门也加大了查办案件的力度。以湖北省为例，2011年1月至7月，该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受理举报30013件(次)，初核3313件，立案2898件，结案2508件，处分2555人，移送司法机关125人，查办10名厅级领导干部。
“但由于体制机制制度不完善，对公共权力监督制约不力，个别干部及公职人员执政用权理念发生扭曲，消极腐败现象迅速滋生蔓延开来，往往是一些突出的腐败问题得到治理后，新的腐败问题又冒了出来。”李秋芳说，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资金、文化、信息等都在跨国快速流动或整合，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条件，腐败表现形式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李秋芳分析说，这些新变化表现在，腐败主体从个体向集团化蔓延，窝案串案较严重；腐败手段从显性向隐性扩展，曲线收钱、迂回敛财，花样翻新；腐败者非法所得从短期向长期演变，既贪图消费享乐，又追逐资本占有，出现了金融腐败、资源腐败、期约腐败现象；腐败范围从经济、领域浸染到社会文化教育领域，并出现了跨国境“外向型”腐败，对人民群众利益与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严重损害。
科技反腐抵御人情文化侵蚀
据《反腐倡廉蓝皮书》介绍，近年来科技反腐在中国广大地区被应用，成效初显。未来，科技反腐将成为重要的反腐手段之一。
记者了解到，所谓科技反腐，是信息化建设在反腐倡廉领域的延伸和应用。近年来，不少地区、部门和单位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科技反腐的实践探索，涵盖政务公开、行政审批、市场、财政收支、政府采购、工程建设、医药购销等诸多领域和关键环节。
李秋芳说，依托经济发展优势和较高的信息化水平，浙江、上海、天津、深圳、广州、青岛等沿海地区科技反腐起步较早，处于全国领先水平。
李秋芳认为，一些地区开展科技反腐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首先是普遍开展网上政务公开和电子政务服务，利用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服务平台和集中办事大厅，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和公共服务效能；其次是建立以行政审批为主的电子监察系统，运用科技手段对政府部门的管理、服务职能进行标准化管理和在线监督。通过门户网站与内部网共建、业务网与监察网对接的方式，形成“开放的公共权力运行系统”，实现信息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共享与互动，缩减主观因素对信息传递的影响，降低因信息垄断、信息隐瞒、曲解等行为引发的腐败和低效率。
“第三个表现形式是利用网络开展政民互动，通过网上举报投诉、政风行风评议、网络舆情监控分析等，畅通表达渠道和政府信息来源，提高公众对反腐倡廉建设的参与度。”李秋芳说。
“此外，科技反腐还应用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李秋芳告诉记者，对公共资源交易、公共资金使用、公共权力运行等重点领域和土地出让、政府采购、招投标、行政审批等关键环节，进行网络化建设与改造，通过流程再造、制度固化、无缝对接、关键控制和全程留痕，实现跨地区、跨部门、全过程监控和动态预警，增强对关键部位监督的实时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对此，蓝皮书进一步分析说，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是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科技反腐为完善权力配置、规范权力运行、防止权力滥用提供了契机和有效实现方式。同时，科技反腐借助现代信息技术，促进权力行使的公开化、透明化和标准化，最大限度地压缩自由裁量权，筑起抵御人情文化侵蚀的“防火墙”，维护制度的权威性，从而使制度的刚性约束逐步内化为权力行使者的道德约束，使其“不能为”、“不敢为”、“不愿为”，真正从权力风险中解放出来，起到保护干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