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清波
世人皆知“四大名著”，有多少人知道“四大奇书”？其实，“四大名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有的说法，“四大奇书”这个总结则在明末清初就已出现。以小说史的眼光看，“四大名著”是对明清小说的历时性概括，而“四大奇书”则是共时性的说法——四部书的成熟文本几乎在同一时间涌现。与“四大名著”相比，“四大奇书”更像是小说史上的一个断面。巧合的是，这两者有四分之三完全重合——都包括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这似乎在提示我们，小说史上这个“断面”的重要性非同一般。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普及读物项目”中的一本，新书《“四大奇书”话题》为我们生动而精彩地呈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的这个断面。该书作者为国内小说史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南开大学教授陈洪先生。陈洪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文学批评史乃至中国传统文化、文学与宗教等诸多方面，因此，在关照“四大奇书”的时候，他并未囿于文学的学科畛域，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中。体现在《“四大奇书”话题》中，就是“话题”的选择，并未单纯着眼于其文学性，而是旁涉历史、哲学、宗教、美学乃至当今社会热点，具有明显的“通识”色彩。依据文本的特有内涵与张力，四本书又分别形成不同的话题“板块”：《三国演义》集中于“阅兴亡”，《水浒传》着力在“溯文化”，《西游记》主要是“论宗教”，《金瓶梅》深入去“说美丑”。
作者问题是四部书都有的一个话题。与当今知识产权领域强烈的“”意识不同，明清之际，绝大多数的长篇小说作者不仅没有这方面的强烈意识，反而还喜欢进行“消极”处理，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正如本书作者所说：对于《三国演义》，是罗贯中身份疑点重重；《水浒传》，则是“施耐庵”的有无都成问题；至于《西游记》的作者，不仅吴承恩的著作权大有争议，而且是否和全真教道士有关也颇可讨论；《金瓶梅》更复杂，作者“候选人”已过半百，这在古今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陈洪先生对这些问题都做了细致的解说，像“‘施耐庵’乱弹”、“丘处机pk吴承恩”等章节，让人看后甚觉了然，同时又能获得启发。
与作者问题相类，四部书的主旨问题一直以来也聚讼纷纭，争议不断：《三国演义》究竟是“智谋之书”还是“诡诈之书”？《水浒传》究竟是“农民起义的颂歌”还是“诲盗之书”？《西游记》究竟是“游戏之作”还是“深有寓意”？《金瓶梅》究竟是“诲淫之书”还是“化丑为美的杰作”？作者则对这些问题做了“四两拨千斤”般的解析。比如《金瓶梅》部分的“千古寻租第一书”话题，拿“寻租”这个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术语来解释《金瓶梅》，并对其中的“寻租”过程描写予以生动展示与剖析，一方面让人对《金瓶梅》加深了一层认识，另一方面，也凸显了《金瓶梅》在暴露社会黑暗方面的强大“穿透力”。
对于一些老生常谈的旧话题，作者装以“新酒”，赋予了它们崭新的活力。提到《三国演义》里的战争描写，多数读者都知道“温酒斩华雄”是最为脍炙人口的桥段之一——袁绍率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却被董卓悍将华雄连斩数员上将，“众皆失色”；关键时候，关羽毛遂自荐；他不急于饮下帐前热酒，而是“出帐提刀，飞身上马”，很快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此时“其酒尚温”。对于这一段文字，评论家们早就多有关注，并做出角度各不相同的好评，要么认为其深得虚实相生之妙，要么认为这是塑造关羽形象的妙笔，如此等等。本书中“一杯热酒观大局”一节则把焦点放到了这杯“热酒”上，认为这一情节的“戏眼”正在于此，这杯热酒对于刻画关羽与曹操的形象来说，都是画龙点睛的妙笔。作者说：“在这个敏感的时候，曹操出来支持关羽，并以‘酾热酒一杯，与关公饮了上马’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鼓励与敬意。按照常理，关羽应该对曹操十分感激，‘满饮此杯’来回应曹操的好意。但是，那样就不是关羽了（如果换了赵云，大约是会饮掉的）。当他放言‘酒且斟下，某去便来’之时，那股傲视群雄的自信，瞬间使这个形象有了神一样的气质……”类似这样的解读，书中还有很多。
更为难得的是，书中的“话题”展开除了具有较强知识性、可读性，还带有明显的学术含量。比如，古代白话长篇小说的成书方式问题向为学人关注，关于《西游记》的成书，在世代累积的过程中，到底是单线还是多线的？全真教又在其中发挥了多少作用？均属当下学界热点。作者围绕这些问题作了不露痕迹的辨析，并水到渠成地提出了《西游记》成书两条累积路径说、“道教化”环节说，给人启发。
“明代近三百年的时段里，文人写作的诗文虽以万计，但论及当时流行的程度，特别是对后世的影响，却远不及这四部通俗小说。”作者在全书“绪言”中写道。的确，在中国小说史上，“四大奇书”是一组耀眼的“作品群”，诞生它们的年代也是一个耀眼的“时间段”。通过这本《“四大奇书”话题》，一般读者对于这四部作品本身，对于那个“时间段”，以及相关的一些话题，或许都会有新的认识和思考。（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