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弘：陶涵对翻案太过，反失其真

2006年开始，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逐渐开放了日记。此举很快引发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关注，而一批初期成果的出现，更是引发了重评的热潮。从千古罪人、人民公敌到抗日英雄和庄敬自强、严于律己的领袖，的形象正在从高度丑化和扭曲的变型，逐渐回归为功过参差，瑕瑜互见的人物。作为一段时期的，在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无疑影响巨大深远。
　　
　　国内对于的争论这几年沸反盈天，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人陶涵也写了一本《与现代中国》。作者在本书写作上所下的功夫，对于蒋生前的同仁、下属等多人的访问，确实大大丰富了研究。尽管如此，作者并没有为读者呈现出一个鲜活的形象，也未能走进的内心，展现其丰富而复杂的精神世界。并且，陶涵似乎有意为翻案，但是形迹太过明显，反失其真。
　　
　　为蒋氏刺杀陶成章“遮丑”
　　
　　作为美国人，陶涵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这使得他查阅美国的国家档案以及中美军政要人如、、魏德迈等人的文献极为方便。杨天石先生认为，陶涵的贡献是，“以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读遍全书后不难发现，杨天石的评价一语中的。
　　
　　在有关与史迪威关系的研究中，陶涵的结论与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大抵相同。显然，这是其参阅、日记等中文资料以及对数百人采访而得出的结论。而本书中“二战”结束后至1975年去世约30年的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则为齐锡生著作所无。
　　
　　20世纪60年代，陶涵作为美国派驻台湾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力道很轻”。
　　
　　及至蒋氏1975年4月以89虚岁过世，陶涵对于其认识与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认为他“是个残暴的者，掌握权柄近50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之下，把中国大陆丢给了。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毫无可取之处；更甚的是，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
　　
　　近20年后，陶涵为蒋经国作传，“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人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当然也不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的文章所描述的偶像”。
　　
　　陶涵自称，一些西方人的著作导致了他最初对负面而肤浅的看法。从本书的写作来看，随着他后来对蒋了解程度的加深，对蒋的看法有了从否定到基本肯定的过程。陶涵此举，仿佛发现一个“第二眼美女”之后，又忍不住为之涂脂抹粉以弥补之前的“眼拙”。他似乎在为有意遮丑，最明显的就是暗杀陶成章的事件。不仅如此，他还在这两处弄错了陶成章被刺的时间且前后矛盾。
　　
　　在《与现代中国》第15页，陶涵称陶成章被刺的时间是1912年1月12日，在21页，陶涵称，北洋政府的淞沪护军使向英国公共租界署提出状子，指控蒋涉及“1910年谋害公共租界知名华人”，“那是7年前的事，但有可能它指的是1913年1月陶成章被刺事件，却把日期弄错了”。
　　
　　然而，陶涵在这两处都把时间弄错了，陶成章被刺的时间是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此时，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未满半月，而陶成章与孙中山结怨较深，已经公然对其指责。而他被刺杀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与孙中山和的冲突所致。
　　
　　有关此事，迄今为止已有丰富的研究。如《年谱》，杨天石先生1987年发表的论文《刺杀陶成章的自白》以及前几年出版的著作《找寻真实的》中对日记的研究和《孙中山年谱长编》均有记载。
　　
　　1907年，清朝政府让日本政府逮捕并引渡孙中山，日本政府劝孙中山走，而且送了五千元路费。另外还有一个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送给孙中山一万日元。3月，孙中山偕等人离日南下，临行前，孙中山曾留下四千元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的经费。章太炎嫌少，而当时他还不知道日本政府资助五千元一事。后来，章太炎、张继等人相继得知此事，便认为孙中山是“受贿”、“被收买了”、“有损于同盟会的威信”等。张继还破口大骂，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还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中山应即撤去”之字。刘师培、陶成章等亦随声附和，大造诬蔑孙中山，并一致要求罢免孙中山的同盟会职务，因为黄兴等人的努力，此事到当年7月才平息。
　　
　　因为《民报》经费紧张，1909年，陶成章到同盟会影响较大的南洋地区活动，散布言论称，孙中山将各地捐款攫为己有，用于经费者仅一千多元。9月，陶成章又去槟城，与李燮和等7人，以川广湘鄂7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称孙中山“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并要求“开除孙中山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等要求。陶成章还去了东京，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被黄兴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派汪精卫到东京办《民报》，但是没有通知章太炎，章太炎不高兴了，他就说你这个《民报》是伪《民报》。他也发了一个传单并刊印了《伪〈民报〉检举状》，到处散发，掀起第二次倒孙风潮。其后，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与同盟会决裂，并于1910年2月在东京重建光复会。但是，1911年黄花岗时，光复会的李燮和等都归国参加了战斗，陶成章也应招赴香港为之活动，重建的光复会又开始和同盟会并肩战斗。
　　
　　1912年1月，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陶成章曾致书孙中山，重提“南洋筹款”旧事。孙中山愤而复书，责问陶在南洋发布《孙中山罪状》的理由，并称：“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两人再起矛盾。
　　
　　不仅如此，陶成章和的矛盾，更成为了刺杀陶的重要因素。是的大哥，对其多有提携。
　　
　　1911年11月下旬，陶成章以攻打南京的名义在浙江三府招募义勇军，并在上海闵行一带大肆练兵，还成立了“驻沪浙江光复军练兵筹饷办事处”。上海是沪军都督的地盘，陶成章竟然在其眼皮底下招兵买马，筹饷练军，此举自然引起了沪军都督的高度警惕，认为是针对自己。
　　
　　1911年12月，就请浙军参谋吕公望警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陶骏保曾是镇军军官，被1911年12月13日枪杀。
　　
　　上海光复之际，沪军都督计划要在上海筹办中华银行，向时任浙江都督的汤寿潜“协纳”25万元做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汤寿潜便向时任浙江军政府总参议的陶成章征求意见，陶成章表示“缓商”，汤寿潜即回电拒绝了。
　　
　　当时在上海出入娱乐场所，攻击不断，称之为“杨梅都督”。因为军需，向陶成章提出希望分享南洋华侨捐款。陶成章说，你喜好嫖妓，经费应该用于浙江的革命同志，岂能供你嫖妓之用？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汤寿潜调任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一职出现空缺，在章太炎、和陶成章三人中，陶成章呼声最高。杨天石先生认为，不会放弃沪军都督去当浙江都督，但若由陶成章担任，他不会安枕。其时，上海已经风传，要暗杀陶成章。陶感到了危险，多次更换居住地点，并在1月7日、11日发布通告，表明自己再组织军事力量，也不会就任浙江都督，以求避祸。但是，陶的旧同事坚持由其出任浙江都督。
　　
　　很快，指使，于14日凌晨两点在广慈医院暗杀了陶成章。其后同样被人刺杀身亡，可谓一报还一报。杨天石先生在《找寻真实的》中披露：在1943年7月6日的日记中自称，自己暗杀陶成章是革命行动，并非孙中山授意，两人并未谈及此事，但是他自我揣度，正是因此得到了孙中山的信任。
　　
　　如果的揣度大致不错，那么刺杀陶成章就是崛起的基础之一。虽然陶涵没有提及，众所周知的是，在孙中山麾下任职时，曾多次辞职，但孙中山每次都将其召回。而和的暗杀事业并未止步，正如陶涵在书中提到，和还于1915年11月共同策划了暗杀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事件。
　　
　　作为一本的传记，对于发生在早年如此重要的事件进行“遮羞”并弄错了日期，我只能归因于陶涵不能直接阅读中文，所以对于孙中山、与陶成章的纠葛未能尽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陶涵对于的诸多要事均显示熟悉程度不够。在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合著的《天下得失》一书中，作者揭示了许多研究的新课题，如三次下野，又三次卷土重来；蒋在崛起过程中从倚靠元老，权力稳定后闲置元老；蒋与、孔祥熙的关系等。这些成果，均未在陶涵著作中有所体现。
　　
　　作为人物，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使用阴谋诡计，并非中国独有，国外强人同样比比皆是。虽然陶涵明知蒋在维护权力时不免残暴，但在叙述中却未见其详。显然，此举不够客观。
　　
　　与史迪威
　　
　　在《与现代中国》中，陶涵避开了领导军民在中国正面战场抗日的部分，而是将着重点放在了缅甸战场，他不惜笔墨，用全书五分之一的篇幅描写史迪威和之间的矛盾。姑且不论这样的选择是否属于研究和写作上的“讨巧”，最严重的问题是，他恰恰犯了齐锡生先生在《剑拔弩张的盟友》中所批评的美国学者常犯的错误：不仅对中国方面的史料运用严重不足，对英文史料也有遗漏且解读错误。
　　
　　在本书第143页，陶涵如是写道：“蒋氏夫妇回到重庆以后，立刻和这位中国战区参谋长进行第一次正式讨论。一见面，蒋先请史迪威自述他的在华职责，但是蒋注意到史迪威并没有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蒋问：‘你是不是我的参谋长？’史迪威答说：‘是的，我是阁下的参谋长，直接接受您的指挥’……史迪威非常惊讶，因为蒋竟然真的要把中国最精锐部队交给他指挥。”
　　
　　将这段话联系本书所有有关与史迪威相关内容来看，陶涵透露的信息是：1、史迪威仅仅只是没有提到参谋长这个职位；2、史迪威得到在缅甸军队的指挥权似乎是意外的惊喜。如果以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中的研究作为参照即可发现，陶涵并没有理解史迪威作为“个人联军参谋长”的真实含义；另外，陶涵并不清楚交出中国驻扎在缅甸军队指挥权是出于美方的要求和史迪威挟强国之威，一心要抓权的结果。而之所以愿意将缅甸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史迪威，只是为了维持盟友关系，向美国示好。
　　
　　根据齐锡生的研究，中国和美英结盟之后，和丘吉尔成立了中缅印战区和中国战区，同盟国之间的协调很有必要。因此才向提出，邀请一美官任其联军参谋长，主要任务是在重庆军事总部主持行政工作和拟定战略计划。而美国人却提出了指挥权的问题。对此，声明，这位美官在行使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职务时，有权“联系”缅甸的中英美各国部队，但他必须是隶属中国战区指挥系统的一分子。
　　
　　他同时还说明，这个美官能够获得这项权力，完全是因为他是中国战区的联军参谋长，因此当然必须服从的命令。中国当时的假设是，缅甸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战场，由三个盟邦通力合作，各自贡献数量大致相当的兵力。然而，美国从始至终就没有打算派遣地面部队到缅甸作战，而英国人不仅拒绝把指挥权交给美国人，甚至还想和美国人争夺对中队的指挥权。美部次长麦克洛曾经确认，这位美官大部分时间不应该用在操心缅甸事务，应该留在重庆和密切合作。但是，史迪威很快就把抓住中国在缅甸军队的指挥权当做了他中国使命中的核心部分。
　　
　　齐锡生的研究显示，美方的、史汀生等人无视中国人的自主权和民族自尊心，以轻率任意的心态对待中美同盟。史迪威到中国后迫不及待地要求中国交出在缅甸军队的指挥权，对于其狂妄和无礼大为不快(齐著96页)……对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中美同盟合作中的诸多细节，陶涵的叙述都很粗疏，这也导致了他对于和史迪威关系以及战事描述的错漏。例如，第一次滇缅战争的失败，除了英国人的背信弃义和损人利己之外，史迪威1942年4月底犹豫不决，不知道是命令中队去印度还是去中国好，由于他的拖延，公路被难民堵塞，造成中国士兵在退却途中因为飞机轮番轰炸而伤亡惨重。此外，史迪威不仅拒不听从的命令，而且没有及时将战场实情向汇报，临阵脱逃之后厚颜无耻地将责任全部推给中国将领，而美方却低估了此事的严重性，以为对此并不在意……凡此种种，陶涵在书中并未提及，而他在书中对于中美同盟关系中美方的傲慢和史迪威以援华物资为筹码，一味蛮横地对待中国和，只顾个人权力欲却要抓住中队指挥权的史实缺乏深刻认识。
　　
　　解放战争中的国际因素
　　
　　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在两党决战的结果有不少分析，如金冲及先生在《转折年代》中，认为的败因主要是失去人心；如果以军事失败而论，杨奎松的“革命”四部曲有着扎实的研究；从组织角度进行考察的，有王奇生杰出的研究《党员、党权与党争》……在决定命运的东北大决战中，陶涵对于三番五次违抗的命令，多次“配合”的作战计划，直到军队在东北全军覆没的史实进行了披露。但是，对于此番决战的国际因素并未提及，而实际上，国际因素在两党在东北大决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陶涵对此没有提及，这不能不说是又一遗憾。
　　
　　在此问题上，牛军在其著作《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中引用文件的说法是，“目前世界的中心问题是美苏之争，反映在中国便是蒋共之争”。结束后，大批美军在华北沿海登陆。到10月间，驻华美军人数达11万之众。但是，美国的扶蒋政策一直很有限度。在整个辽沈战役过程中，美军并未直接与军队发生激烈冲突。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梅尔文•P.莱弗勒在其《人心之争：美国、苏联与冷战》中的研究显示，1945年8月，斯大林与签署协议，因为他希望保证俄国在东北亚的安全，避免与美国摩擦，缓和美国代表卷入亚洲事务的企图。关键时刻，在满洲的苏联军队并未为提供武器和援助。直到1947年春夏，美国决定将重点放在西欧的重建上，法国官员在德国与英美结盟并隔出了巴黎统治联盟的，杜鲁门于1948年早期改变了对日政策，关注恢复日本经济多过改革战后设施，斯大林也改变了对华政策，他告诉的特使，他们如今可以依靠他了。正是在这年秋天，集结了75万人发动辽沈战役并最终获胜。而陶涵在美苏对国共双方的心理变化这一点上，却浑然不觉。
　　
　　《与现代中国》虽然极具局外人的视角且叙述精彩，但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一部更为权威和可信的蒋氏传记。我更期望，史家在以自己的视角客观评判历史地位和功过得失之时，能够按照自己的史料爬梳和研究，毫无压力和限制地公开自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