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与“问责五四”

1 2 3 4 5 下一页 　　在数十年来的历史叙述中，在至今供青少年学习甚至为应考需背诵的历史教科书上，五四被界定为历史的转折点、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五四曾被赋予震古烁今的意义:它被比拟为东方的文艺复兴;它被标扬为中国的启蒙运动;它被认定为当时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它被冠以各种“运动”的名目:它是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它是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它是妇女解放运动?它是青年运动?它是白话文运动?
　　
　　我曾引征由五四的经验与教训引出的命题:“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的知识分子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五四运动》）从文字改良角度对五四新文学所下的结论:“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学阀万岁》），以及海外学者林毓生将五四与半个世纪后的“”并称为“两次文化革命”，并且认为“都是基于一种相同的预设”（《中国意识的危机》），于是感慨“五四这一段历史，简直在印证五四人物胡适对‘历史'的著名比拟:它像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后来读到一些考证文章，才知关于“小姑娘”的说法并非胡适原话。胡适在介绍詹姆士的实验主义哲学时用词为“实在”而非“历史”:“实在是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她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她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验主义》）尽管曾经以讹传讹，在近90年后回顾近90年来对五四的历史叙述，以及从不同角度褒贬扬抑的殊异评价，我们仍然能够认同已经弄不清首先出自哪一位的说法:历史像任人打扮的女孩子。
　　
　　还记得:从1979年纪念五四60周年直至1980年代中期，文化界回荡着“回到五四”的热情———那是由对“”的反思引发。以巴金为代表的“”受害者无数遍地发出感叹和企望:“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要在中国重演了!”人们追究“”的历史文化背景，痛楚地扫描民族历史，究原溯始:十七年、一百年、两千年，不但如五四人物所做过的将对现实的愤慨溯源到“孔家店”，甚至一直溯源到四千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怀恋“五四”者是在“反传统”的层面上体认五四的意义的。
　　
　　还记得:1989正逢“五四”70周年，中国知识界在特殊情势下的特殊情绪氛围中纪念五四。我曾经历几个场合，那热烈的言说、慷慨的姿态，伴之那年代特有的高声调、快语速，至今记忆犹新又恍如隔世———虽然言说者将五四与当下相联系、相类比的具体内容已经模糊。最近偶然翻出一本书:任光椿继《戊戌喋血记》、《辛亥风云录》之后的纪实性小说《五四洪波曲》。当时，这“时代三部曲”曾被多家广播电台在固定时段连播，反响强烈，而如今已几乎不被人提及。《五四洪波曲》出版于1988年底，其《序曲》以华丽而激昂的文字颂扬五四，传达着1980年代末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青年回望五四时动情的精神对接:
　　
　　雷霆鸣矣!
　　
　　这是世纪的雷霆，永远的雷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天安门依旧默默地矗立在那里。然而，你，我的朋友，在这片像残缺的老桑树叶一样展开的我们广袤的国土上，无论你走到哪里，只要你把你的耳根，贴向这片土地，你就仍然能够聆听到那雷声的隆隆余音。
　　
　　探索与追求，竞争与较量，希望与失望，一切都仍然在继续地进行着。
　　
　　在1980年代，还能有亲历“五四”或者未必亲历的耄耋老者在回忆、在诉说，仿佛“白头宫女说玄宗”。如今，即使享眉寿者也已死去。甚至，提起1980年代，也有点像“白头宫女说玄宗”了。
　　
　　在1989年，我们以复杂的心情告别了生动的80年代，经历的精神变化与1968之后的西方知识分子有相似之处。迪克斯坦对告别了1960年代之后西方知识界的描述，竟仿佛说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如果60年代的口号是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那么现在许多人能勉强生活就心满意足了（例如，学生们从学文科转而学习谋生糊口的课程，并不顾一切地挣学分）……一种前景暗淡、乌托邦幻想破灭和心理资源枯竭的感觉对艺术产生了限制性的影响，这精确地反映了意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种种限制。挣钱和花钱在继续，很多人放弃了普罗米修斯式的希望，而去寻找家庭、妻室和私人生活的乐趣，或钻研业务和严格工作的满足。”（《伊甸园之门》）
　　
　　在1990年代剧烈得令人瞠目结舌的社会转型和诡谲微妙、扑朔迷离的文化变异过程中，反思五四、问责五四成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显而易见的重要趋向。
　　
　　所有对五四的评说都出自现实关注，这正证实着中国学者特别喜欢念叨的克罗齐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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