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十大最终都落得何种下场？

　　核心提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圣战”。
　　本文摘自：新华网，作者：李远江，原题：《时十大最终下场》
　　1.汪精卫--从志士到叛国者
　　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他不仅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而且担任会章起草和评议部负责人。其间，汪氏为驳斥改良派的种种谬说，发表诸多战斗檄文，在革命党人中赢得了声誉。1910年，赴北京谋炸摄政王，事泄未成，被捕入狱，留下了“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悲壮诗句。
　　1925年，汪氏加入孙中山北上行列，成为著名的孙中山遗嘱的起草人和见证者。随后，汪先后当选为主席兼主席、第二届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1927年，在发动“四一二”后，汪精卫从法国归国，在武汉主持发动“七一五”，不仅在对内政策上和工农群众，在对外政策上，也改反帝联俄政策为反苏亲帝政策。两月后，蒋汪合作，“宁汉合流”。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氏虽在口头上也高喊，但对战局始终抱悲观态度，称“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从开始到南京沦陷的不到半年时间里，汪氏不仅多次当蒋之面“进言和平”，而且为此给蒋写了十几封信。以汪为首，逐渐在他的周围形成了内的亲日派集团，以为中心的“低调俱乐部”成为一个有代表性的团体。汪精卫与等勾结，导致了抗日阵营的分裂和叛国投敌集团的产生。
　　1938年12月，汪精卫、、陈公博以及汪派要员先后以各种方式逃离重庆，分别抵达越南河内与香港等地。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首相近卫的对华声明。电文吹捧日本“对于中国无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不但尊重中国之，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居住、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
　　1940年3月30日，汪伪“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12月30日，汪日签署“基本关系密约”以及“汪日满共同宣言”，这是全面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协定。参加谈判的陶希圣事后披露说：日本提出的条件所包括的地域，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包含的事物，下至矿产，上至气象，内至河道，外至领海，大陆上则由东南以至于西北，一切的一切“毫无遗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南京建立后，汪精卫在日本占领军当局的支持下，以“东亚联盟”为旗帜，采取各种措施，“强化”。为此，汪精卫解散了沦陷区内的各种党派团体，建立“东亚联盟中国总会”，“使形成为一大广泛的国民运动，强化领导中心的全能机构，达到党、政、民一元化的境地”；接着，在华中沦陷区推行残酷的“清乡”运动，围剿各抗日武装以改变该政府政令不出城门的状况；后又效法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开展“新国民运动”，在思想领域奴化沦陷区人民等，为日本侵略者统治沦陷区充当马前卒。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精卫又将南京伪政权绑上日本的战车，宣布与日本侵略者“同生共死”，又参加日本主导的“会议”，与东亚各国的日本傀儡政权首脑会晤结盟。与此同时，汪精卫又将沦陷区的、军事、经济、文化等都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以配合日本侵略者的“圣战”。汪精卫的种种行动虽博取了日本侵略者的欢心，但却不能挽救南京汪伪政权覆灭的厄运。
　　1943年8月，汪精卫旧伤复发，日本军医诊断为“多发性骨髓肿”，病根在1935年遇刺时仍留体内的子弹，也与他因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败迹日益明显而心境恶劣有关。次年3月，汪精卫被秘密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学院治疗。11月10日，不治身亡，葬于南京明孝陵前的梅花山。1946年1月在返回南京之前，当局指令工兵部队炸开汪墓，将汪氏棺木连同尸体运往他处火化。汪精卫虽已尸骸无存，但其叛国巨奸之恶名却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下场：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
　　2.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代理“主席”
　　自称“乱世能臣”的陈公博是一个富于多变的人物。他少年时就随父亲参加反清秘密会党的很多活动，决心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青年时期，他参加中国，是一大代表，尔后脱离，参加，从此便一生追随、效忠汪精卫。大革命时期，他以“左派”自诩。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拥汪反蒋的改组派代表人物。汪蒋合流后，他则成了的座上客。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陈公博一生在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陈公博，广东省南海县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1920年秋，陈公博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回到广州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参加成立广州小组，成为领导人之一，并因此出席了“一大”。1922年，赴美国留学后，即被开除出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因此，“上海应以东亚之中心地及联络线之资格，成为中日提携之轴心”。陈公博还以上海市市长的名义，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
　　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汪精卫病死后，1944年12月，陈公博代理汪伪政权“主席”、委员长、行政院院长等重要职务，集大权于一身。
　　下场：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汪伪政权日暮途穷。1945年8月25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1946年2月，陈公博与陈璧君、等三人被押往苏州狮子桥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
　　3.--反复无常，三次叛变
　　一大闭幕后，准备同杨淑慧结婚。后因杨父反对，他带着杨淑慧于1921年11月再度前往日本就读。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脱离关系。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脱党。从此，走向了的道路，成为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忠实党员”，叫嚷“攻击，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对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跟随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打内战、搞出谋划策，成为蒋身边的”文胆“之一。这样一位心腹，做梦也没想到后来会背叛他。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基于抗日必败的论调，与汪精卫出于共同的利益需要和主张而“物以类聚”了。抱着强烈的野心投靠汪精卫，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在汪伪营垒中，他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1940年3月30日，汪伪在南京粉墨登场。是汪伪政权的主要组织者，也是握有实权的大，占据了伪财政部长、伪副委员长、伪委员会、伪储备银行总裁等要职。他还向汪清卫表白忠心：“生死相共，患难相随。”汪精卫死后，又任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市市长，与陈公博结合得更紧了。
　　但毕竟是。随机应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中期，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拜倒在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向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赢得了的嘉奖，并被任命为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变成了的接收大员。
　　下场：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的压力下，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1946年11月7日，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由于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保住了脑袋。1948年2月28日，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