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福楼
在文化圈子里，也有核心权力与权力结构中的特殊占位之别。
在皇权体系里，分出宫院与朝堂。宫院为皇帝的家庭权力体系，朝堂构建的是皇帝的国家权力体系。
按照权力的预设，宫院为小，而朝堂为大。家与国是有别的。可是在皇家体系，家与国本身很难划清界限。外戚干政，宦官专权，兄弟阋墙等问题屡见不鲜。
我们只是解剖一个正常的国家权力体系，即它是排斥宫院权力的渗透与影响的。若一个知识分子，走科举这条通道。要进入到官僚体系的核心，即可以留守京城，参拜与谋划于朝堂，这是不容易的。
即使有一份幸运，加上你本身能力也足够，进入这个核心权力层，也未必就处于一个安全状态。
古代朝堂是一个不够稳定的体系。一方面一朝天子一朝臣，能否立足这个小圈子，与是否得到皇帝的信赖有直接关系。而伴君如伴虎，危机潜伏在身边。此外，在朝廷中，权力的倾轧，群僚之间也有利益之争。权谋一直作为官僚文化的潜规则，客观发挥着作用。
很多权臣都有失宠的经历，这个时候通常的境遇是被贬出朝堂，失去在京为官的机会。这意味着，你的社会文化地位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是，从权力的核心圈子，被排斥，处于官僚文化圈子的外围，或叫边缘。
失宠的心理落差，主要体现在其成为社会边缘人之后，其社会价值实现的愿望落空，他需要在人生的价值实现上，进行调整，而暂时调整不到位，出现的一种失衡状态。
做官与为民，在现代文化境地，人们接受起来似乎是容易的。因为我们力求构建的是一个新的价值观，强调人与人平等，突破和消弥了人际关系中的上下等级差别。
可是，在古代皇权体系里，社会组织与文化圈子是有着等级差别的，且全社会高度认同这种社会地位上的差别。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一个人在高位，跌落，成为一个边缘人时，这是非常狼狈的。
况且知识分子在接受的价值观建构中，有一个进位的设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有一份天赋的责任感。即他们不是为自己活着，而要有益于别人，有益于国家和民族。这就是说，个人的价值实现要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
在皇权思想之下，国家是皇帝一人的国家。这是权力的顶层。这个皇帝要为其家庭谋取利益，即皇家要享有最高的尊荣和最多的利益。这个被养活的贵族阶层，他们并不承担管理国家的责任。而且某些时候，皇帝本人还警惕于本家兄弟或亲属，掌握权力。
皇帝要管理这个国家，他还要雇一群人。这就是臣子。他选择亲信放在身边，参与重要事项的谋划。一个知识分子得到这个机会，自然要参政知事。这是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基本条件。
而在他失去皇帝信任的时候，其社会价值的实现基本被剥夺了。这是一种人生理想的破灭。
如此，我们便能理解屈原、苏轼、柳宗元等著名文人，在经历贬谪遭遇时的心理之痛。只是因为个人的性格、思想、情操等不同，其表现有很大差异罢了。
苦痛感，是带有普遍性的。在诗歌里，你可以读出这种淡淡的抑郁感。当然，还有人已经表示要与皇权决裂了，其愤慨之情是不加掩饰的。这在屈子的《离骚》，表现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