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七日，就是原陕西国力俱乐部队员隋波名声不明不白一百多天的日子。我在翻阅报道国外足球打假的文章时，不幸又想起了他。说实话，我已经把他忘却了。
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这虽然于他的名誉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在一个普通的球迷来说，却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够相信真有所谓"群众呼声"，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现在，却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实在无话可说。我只觉得所住的并非人间。百万球迷的呐喊，洋溢在我的周围，使我也义愤填膺，那里还能有什么言语？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几个所谓领导和"国家干部"的阴险的论调，尤使我觉得悲哀。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的最大愤怒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普通人菲薄的力量，奉献于事件本身和隋波。
二
造化常常为昏庸无能者设计，以时间的流驶，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样的世界何时是一个尽头！
我们还在这样的世上活着，我们离不开足球；我也早觉得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离那个日子也已有好几天，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
三
他的姓名第一次为我所见，是在今年贾秀全指导在昆明假B新闻发布会上点名字，其中的一个就有他；但是我不认识。直到后来，中央电视台足球之夜报道时的电视屏幕上的他才为我熟悉。其时我才能将姓名和实体联合起来，心中却暗自诧异。我平素想，能够敢于打"假球"，而且"名目张胆"，无论如何，总该是有些*诈嘴脸和阴险笑容的，但他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只是在提到这件事时，表现出满腹的冤情。直到前几天，他来北京找足协商量自己前途，而后面对记者，黯然至于泣下。总之，在我的记忆上，"人之初，性本善"。
四
后来，我逐渐听说，有一盘录音带掌握在"领导"的手里。这本身就已是证据了，但我们的"国家干部"认为，"证据不足"！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足坛的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无能到这地步。况且那么多的人也在揭示其他证据，而且，录音带即使公布一下，给大家一个了却好奇心的机会也好呀！我想这决不会影响"工作"的！
然而这就是事实，作证的我们的天长日久的忘却。
但足协就有令，说还是缺乏"证据"。
污蔑，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中国足球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五
但是，我还有要说的话。
当一个普通中国球员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语言艺术"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日本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句辞令给抹杀了。
但是"杀人者"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
六
时间永是流驶，球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球员，在中国是不算什么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一件小事。中国足球蹒跚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打假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证据不足！
然而既然有了先例了，当然不觉要扩大。纵使时光流驶，洗光涤尽，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陶潜〔９〕说过，"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倘能如此，这也就够了。
七
我已经说过：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但这回却很有几点出于我的意外。一是有人竟会这样地无能，一是流言家竟至如此之下劣。一是中国还是有些脊梁的。
我目睹脊梁者的办事，是始于今年的（有不少志士站出来呐喊），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倘要寻求这一次"昆明事件"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
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在依稀中，积习有抬起头来，凑成以下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想冲亚洲鬓有丝。
梦里依稀差一步，城头不变大王旗。
不屑日韩成新贵，可笑夜郎作自欺。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呜呼，我说不出话，但以此写给国人和"昆明事件"！
十二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