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时北京爆发鼠疫 成压塌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

　　核心提示：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能从未料想京师会如此快速沦陷，自己连从容出逃的时间都没有，最后不得不自缢于煤山槐树之下。也许，连闯王李自成也没有想到可以如此轻易地拿下北京城。老鼠“劫”了大明？兴许，不起眼的老鼠正是压塌大明朝的最后那根稻草。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转引自：《北京青年报》，作者：程军，原题：《专家谈明朝灭亡：鼠疫或为重要原因》

　　最近上映的电影《大明劫》，以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北京城瘟疫为历史背景，透过一将（孙传庭）一医（吴又可）的个体经历，讲述了大明朝行将就木之时的风雨飘摇，“将军”和“医生”回天乏术，预示着大明朝的积重难返。影片中刻画的大瘟疫，致使村户凋零、士兵锐减，浮尸于河而军医束手无策。最终，将军不得不忍痛烧死染病士兵后挥师出城。

　　《鼠疫：战争与和平》一书提出“老鼠亡明”观点

　　我们不禁思考，真实的历史里，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场大疫？对明朝的命运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现代一些著名的历史学研究者，通过严谨的考证，得出了一个大胆的结论：1643年的北京城瘟疫实际上就是鼠疫，正是小小的老鼠，间接造成了北京的沦陷与明朝的灭亡。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树基根据华北地区明朝末年地方志以及一些明代人的记录，在其论文《鼠疫流行与华北地区社会的变迁》中，首次提出了明末席卷华北地区的瘟疫实际就是鼠疫。近十年之后，他与李玉尚合著《鼠疫：战争与和平》，对前期的研究做进一步的完善，提出了“老鼠亡明”的观点。

　　缘何判定北京大疫即为鼠疫？据《花村谈往》一书记载，崇祯十六年8月至10月，“京城内外病称疙瘩，贵贱长幼呼病即亡，不留片刻”。曹树基结合相关史料及现代医学知识分析认为，时人口中的“疙瘩病”，是对腺鼠疫患者淋巴结肿大的描述。腺鼠疫是鼠疫的一种，经由老鼠身上的寄生物（如跳蚤）将鼠疫杆菌传染开来，人感染后的显著特征就是淋巴结肿大溃烂。

　　大旱、战乱引发瘟疫

　　北京城的鼠疫从何而来？历史记载，自明嘉靖始，明朝与蒙古边境之间常有变乱，致使许多汉人被俘或逃往蒙古草原，大面积的牧场被开垦为农田，改变了牧场的生态环境。其中，原本生活在草原上的老鼠生存空间被压缩，人与鼠接触的机会大大增加。同时，明朝末年恰又是旱灾频发的年代，万历期间曾有过三次大旱且均引发瘟疫；崇祯十四年，再遭大旱且历时4年。旱灾肆虐，逃荒保命的不只是难民，老鼠也需到处寻找食物，较大数量的老鼠进入人类的居住地也就顺理成章了。鼠疫杆菌通过寄存在它们身上的跳蚤将病毒传染给了难民，而难民的迁徙流动又使病毒延伸到更大的地域。华北地区作为明末农民战争后期的主战场，天灾人祸并至，1643年北京城的大瘟疫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暴发了。

　　鼠疫究竟给北京甚至大明朝的江山带来怎样的影响？崇祯十六年京师大瘟疫，疫情很严重，夏燮《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染病死亡之多，无法计数。《崇祯实录》又记载：“京师大疫，死亡日以万计。”尽管缺乏准确的统计数据，但上述官方记载说明：当时的大瘟疫，势态极其严重，北京城之多，竟达无人收尸的境地——“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殓者”。

　　10万明军大疫过后人数减半、军心涣散

　　据台湾著名明史专家邱仲麟的估算，自鼠疫始至李自成攻破北京，约20万北京人殒命，占当时北京总人口的1/5到1/4。在这样的情况下，驻守京师的明朝军队自然无法幸免。据历史记载，当时驻守京师的军队有10万人，大疫过后，仅余5万多人。加之，明末军队腐败严重，军心本就涣散，经此大疫，更是溃不成军。李自成率军攻打北京城时，当时的守城将官不得不低声下气求人守城，仍“逾五六日尚未集”，最后连三四千宫中的太监都上了城墙。

　　1644年3月，大顺农民军兵临城下，此时，北京内城上平均五个城垛才有一个士兵，瘟疫中的守城明军“鸠形鹄面，充数而已”。这样的一支军队，又如何抵挡得了李自成的精锐之师呢？

　　疫病肆虐的北京城，是大明朝最后的仰仗，崇祯皇帝朱由检可能从未料想京师会如此快速沦陷，自己连从容出逃的时间都没有，最后不得不自缢于煤山槐树之下。也许，连闯王李自成也没有想到可以如此轻易地拿下北京城。老鼠“劫”了大明？兴许，不起眼的老鼠正是压塌大明朝的最后那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