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因何从私立变国立

1930年12月24日，张伯苓为争取南开大学补助费，第一次到南京会见及党国要人，这也是张、蒋的初次相识。
　　
　　对张伯苓及其创办的教育事业大加褒扬，同时非常爽快地答应给予南开大学在财力等方面的大力扶植。不久，就兑现了诺言。自1932年起，开始向南开大学发放补助，1932年和1933年，每年为6.2万元。
　　
　　安淑萍的《张伯苓对拨款的回报》一文记载，对南开大学的补助，从1932年、1933年连续两年的6.2万元猛增到1934年的14万元，同年又补助4万元，另有河北省教育厅补助6000元，总计达18.6万元。而当时南开大学的全年收入也不过40万元，政府公款补助占45％左右。
　　
　　1936年初，张伯苓为筹划南开内迁事宜，再次到南京“化缘”。张伯苓提出:“发展四川大后方必先从教育、实业、交通各方面着手，尤其是教育，很是重要。”非常赞同张伯苓的看法，当即表示个人捐赠法币5万元，以助张伯苓在四川建校。张伯苓于2月11日收到这5万元。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做出了表率，大员纷纷效仿，以示捐资助学之慨。行政院长孔祥熙、四川省主席张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等也纷纷捐款。其中刘湘不但自己捐出5万元，还动员妻弟周成虎将800亩土地以半捐形式卖给南开。
　　
　　关照南开大学
　　
　　七七事变爆发时，张伯苓正在庐山参加召集的“庐山会谈”。张伯苓在会上发言时，一改平日的平稳、持重，情绪激动地说:“‘南开’凝聚了我一生之心血，战端一开，难以保全。保不住就不保了，决不能向日本人屈服！打烂了‘南开’可以再重建，国家一旦灭亡了，还谈什么教育！”他说得热泪盈眶，听者无不动容。
　　
　　果然不出张伯苓所料，日本侵略者对南开这个抗日大本营进行野蛮轰炸，南开校园顿时成为一片废墟。张伯苓面见，汇报南开被毁之事。安慰说，在中，国家一定尽量支持南开在内地办学；打败日本之后，也一定会协助南开复校，并表示，“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
　　
　　批准了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建议，南开与北大、清华合组为临时大学，于11月1日在湖南长沙开学，随后又迁昆明，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之后，标志着南开由私立大学向国立大学转型。1938年8月10日，在汉口约见张，并邀其共进午餐，作陪。席间，张提出南开经费补助事宜，蒋当即让记下催办，并很快在行政院会议上通过补助南开8万元的决定。
　　
　　这是张首次直接向蒋求助经费，此后南开大学的经费皆来自公款。
　　
　　家们的聪明“运作”
　　
　　对张伯苓的支持(拉拢)不仅是在经费补助方面，同时还有对其生活的关心、疾病的探望、生日的祝贺、子女的培养等。从1938年到1946年，蒋两次到南开中学参观，五次拜访张伯苓，还借南开中学大运动场举行阅兵式。探病、祝寿、题词、授勋、赠款……任何一位国立大学的校长都未曾享受过如此礼遇，更何况是私立的南开了。
　　
　　1942年，张伯苓患前列腺胀大病，闻讯即往沙坪坝张伯苓的家中探视。随后的两年中，张伯苓两次发病，每次都亲自探望，并安排他到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医院医治。
　　
　　1944年1月1日，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颁发一等景星勋章，以示嘉奖。这可以看做送给张伯苓的新年礼物。张伯苓过生日时，又赠送手书的条幅，以示礼遇。
　　
　　从精神到金钱，从健康到生活，对张伯苓的优遇，可谓无微不至。1946年4月，亲自签署了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的文件。这是履行答应张伯苓的一个诺言:对于这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30日在天津遭受日本侵华军队文化摧残的补偿。同时，核定了三校经费预算，迁移旅费70亿元，修建费30亿元(北大10亿元，清华12亿元，南开8亿元)。
　　
　　就在签署文件将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之前，张伯苓还打着自己的算盘，想继续维护南开的私立性质，并对此充满了信心。在三校之前，他将南开教育经费的设想致函，并与面谈。
　　
　　但这只是张伯苓的一厢情愿，已经为南开大学拨款近九年，不可能再让南开姓“私”。南开校史专家梁吉生对此评论说:“张伯苓做了种种努力，终究未能实现南开大学的私立愿望。教育家的天真理想，自然抵不过家们的聪明‘运作’。”
　　
　　张伯苓与的“双赢”
　　
　　从张伯苓与密切的交往可以看出，张伯苓获得了教育经费，获得了张伯苓在上的支持。鼎力支持张伯苓，自然有他的目的——利用张伯苓作为社会名流的影响力以及作为南开校长对青年学生的号召力。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伯苓以南开名义发表通电，提出“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关心的安危并为之奔走、斡旋。南京高层知道张伯苓与交情深厚，而周恩来是他的学生，准备请他去西安劝说。后来被释放，平安回到南京。张伯苓在南开召开庆祝大会，会上说:“西安事变解决得这么好，咱们的校友周恩来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过去我把他开除了，现在我宣布恢复他的学籍。”
　　
　　时期，张伯苓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全国的抗日领袖”——并于1941年加入。
　　
　　正因为张蒋之间相互支持，各得所需，形成了双赢的局面。在两人关系的惯性之下，张伯苓最终偏离了教育家的轨道，从参政到从政，也并不出人意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