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西洋三书的域外史记载与世界性意识

　　明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率领二百艘宝船和两三万人组成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记述郑和船队下西洋事迹的史料有多种，然而其中最为纪实的基本文献，应属多次随郑和下西洋的马欢所撰《瀛涯胜览》、费信所撰《星槎胜览》，及最后一次随郑和下西洋的巩珍所撰《西洋番国志》三书，这是记载郑和船队所见所闻和思想意识的第一手材料。本文拟从世界文明史的视角，藉三书的记述、诗赋和作者自序，阐释三书对当时域外史地的实录及其蕴含的世界性意识，以期进一步认识明代史学的世界史视野。
　　
　　一、“宣德柔远”的历史使命
　　
　　永乐一朝到宣德初期，明廷多次派遣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巡航西洋，其目的是什么，以往多有论说。有说是“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有说是为了海外贸易的经济目的；有的认为是为防御帖木儿帝国的入侵。我以为，这些都不是最根本的原因和目的，最根本的目的是永乐帝即位以后，急切希望一展新朝的气象，力求建立一个以明帝国为主导的和平友好国际邦交的新局面。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历来都有以我为中心，“君临万方”、“敷德四海”的思想。永乐皇帝也不例外，他即位之初给礼部的诏谕里就认为：“帝王居中，抚驭万国，当如天地之大，无不复载”，因而要令“远夷知尊中国”。这是明王朝当时“锐意通四夷”的世界意识。虽然这种世界意识中带有唯我独尊的消极思想，但是仍应看到，其遣使各国是以通问结好、相互亲睦等美好愿望为出发点的。比如，永乐皇帝在永乐七年(1409)郑和二下西洋时给各国的“敕书”中就说，“今遣郑和赍敕普谕朕意，尔等只顺天道，恪守朕言”，“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几共享太平之福”。明确指出了与各国相互亲睦、共享太平的意愿。因此，永乐朝沟通四夷是以宣德柔远，以求和平共处为主要目的的。
　　
　　永乐皇帝即位之时，明朝西北边邻的中亚一带，虽在洪武初年兴起了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并于1404年正式向中国宣战，集步骑兵四五十万人开始东征。然而，永乐三年(1405)帖木儿病死于兀答刺儿，东征之役只好作罢57,58。而且，帝国也随之陷于分裂，不能再威胁明廷西北边陲的安全。东南一带，洪武时就有走私豪民勾结方国珍旧部或横行掠夺；永乐即位初，则有豪民“私截海舡，交通外国，因而为寇”。而海外西洋诸国，也因明朝内政的变化，许多与明廷失去了联系。“由于商旅阻遏，诸国之意不通，惟安南、占城、真腊、暹罗、大琉球朝贡如故”[9]。因此永乐皇帝将注意力集中于东南、南海及西洋一线，屡遣郑和船队远航西洋各国，“开读诏敕”，恢复明廷与海外的关系。
　　
　　马欢、费信、巩珍所撰三书皆以亲身的见闻，记载了郑和下西洋的详细经历。三书中马欢《瀛涯胜览》记西洋国家与地区20处，写成于永乐十四年(1416)，成书最早，故有首创之功；且其书记各国物产最为丰富，描述最为详尽。费信《星槎胜览》写于正统元年(1436)，所记西洋各国家地区数量最多，达45个，全书分前后集，前集是费氏亲历之地，后集是费氏据他人讲述而记录之地。巩珍《西洋番国志》写成于宣德九年(1434)，亦记20国，此书内容多承袭《瀛涯胜览》，无太多新意；然书中对某些物产的记述，对航海活动的介绍，也可补充其他二书。
　　
　　马欢等人所撰下西洋三书虽在内容上详略有别、各具特点，然而却都明确记述了郑和船队“前往海外，开诏颁赏，遍谕诸番”[10]5；“宣布纶音往夷域”[11]1的共同使命。
　　
　　三书的自序从不同角度反映“宣布纶音”的内容，即要告诉西洋各国：大明皇帝英明无比，天朝地土辽阔，百物富庶，礼仪美奂。比如，费信说：“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礼乐明备，祯祥毕集。”[12]9言语之间充溢着天朝盛世的恢宏气度和自豪。《瀛涯胜览》和《西洋番国志》也都表现出这种气势，如马欢说“圣明一统混华夏，旷古于今孰可伦”[11]2；巩珍则认为永乐皇帝“制作谋谟，腾今迈古”[10]6。“宣布纶音”的目的意在“振纲常以布中外，敷文德以及四方”，使“普天之下，率土之滨，罔不悉归于涵养之内”[12]9，“莫不知有其君而尊亲”[11]1。就是要用仁义来感化西洋各国，使他们都来效法中国的礼乐制度，敬顺天道纲常，彼此和睦相处，密切联系，以共享太平之福。
　　
　　二、域外地理、气候物产的实录
　　
　　下西洋三书记载了万里远航中“浮针于水，指向行舟”[10]5的航程；大量记述了海外各国的天时气候、物产之别、疆域之制。从而丰富了人们的地理概念和航海知识，扩大了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
　　
　　郑和船队七下西洋，每次都要涉沧溟十万余里，航行中常常是“烈风陡起，怒涛如山，危险至极”[10]6。然而船队的成员依然云帆高张，无所畏惧，尤其是马欢、费信、巩珍三人，不仅克服了航行中的困难，还秉笔记录了沿途航行的路程、山水形势等丰富的航海资料。以费信的《星槎胜览》为例，书中就详细记录了沿途的航线和日程。如曰，中国至占城，海舶从福建五虎门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1占城至爪哇，顺风二十昼夜可至。[12](前集)13爪哇至旧港，顺风八昼夜可至。[12](前集)18旧港至满刺加，顺风八昼夜可至。[12](前集)19满刺加至苏门答刺，顺风九昼夜可至。[12](前集)23满剌加至锡兰山，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30锡兰山至古里，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35古里至忽鲁谟斯国，顺风十昼夜可至。[12](前集)37忽鲁谟斯至天方，顺风十昼夜可至。[12](后集)26可以看出，以上航程是以占城、满刺加、苏门答剌、古里为重要航站的，船队总是先到达这几个航站，再由这几个重要的中转站，分抵西洋各国的。
　　
　　三书还记录了航行沿途的山形水势，及运用罗盘浮针、牵星过洋等航海知识。比如，费信就提醒远航船队在经过中南半岛海面的昆仑山时，应注意避险，“凡往西洋商贩之舶，必待顺风七昼夜可过。俗云：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莫存”[12](前集)8印度半岛的大棋喃“地与都栏礁相近”，“若风逆，则遇巫里洋险阻之难矣。及防高郎阜沉水石之危”[12](后集)16。而溜洋国附近海面，“弱水三千”，水的浮力极小，“若商舶因风落溜，人船不得复矣”[12](后集)23。费信还提醒航行中要警惕海盗打劫，如印尼附近的龙牙门、重迦逻就有“专尚寇掠”的海盗出没。此外，他还记录在苏门答剌东岸有一处淡水港，“二千余里，奔流出海之中，一流清淡味甘，舟人过往汲水日用”[12](后集)4,12,3。巩珍在《西洋番国志自序》中也记录了许多重要的航海知识，如曰：“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低，度量远近。皆斵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是记述当时船队用“牵星过洋”和水罗盘定向相结合的方法来确定航向。为了准确的判定航向和里程，船队还要选取有经验的船师担任“火长”，执掌“针经图式”，以保“更数起止，计算无差”。巩珍还描述了下西洋宝船“体势巍然，巨无与敌，蓬帆锚舵，非二三百人莫能举动”的壮观景象；记载了船队每停泊一处，需及时“汲取淡水，水船载运，积贮仓储，以备用度。斯乃至极之务，不可暂驰”[10]5,6。
　　
　　下西洋三书更详记了途经三十余国的地理位置、疆域范围、气候变化，以及矿产、林木、果蔬、禽兽、水产等自然资源。三书对亚非各国记载的地理范围虽然没有超出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然而却对《岛夷志略》的内容有重要的补充。从各书的内容上看，三书作者显然在出航之前已对《岛夷志略》有过深入的研究，正如马欢在《瀛涯胜览自序》中所言，经其“目击而身履之”，“然后知《岛夷志》所著者不诬，而尤有大可奇怪者焉”。于是他们注意在航行中对汪大渊的记载进行考察和补苴。从三书对西洋各国地理物产的记载上看，有两点是大大超越《岛夷志略》的。一是汪大渊对亚非国家地区的记载，每条之下往往只有寥寥几句，语焉不详，让人费解。而三书中每国每地的内容都十分丰富，其中费信书于地理、疆域的记载更详；马欢书则于物产的叙述更细。二是三书对西洋各国地理物产的记录亦对《岛夷志略》有重要补充。比如，三书所记之“柯枝国”、“阿丹国”、“佐法儿国”，《星槎胜览》所记之“九洲山”、“翠蓝屿”、“剌撒国”、“竹步国”、“木骨都束国”、“卜剌哇国”，《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所记之“黎代国”等10个国家与地区皆为《岛夷志略》所无，故可补汪大渊记载之缺。此外，三书所记之锡兰山国、忽鲁谟斯国、溜洋国、阿鲁国，汪大渊则分别称为僧加剌、甘埋里、溜山、淡洋；马欢、巩珍书所记之南淳里国，汪大渊称喃巫哩；费信书所记之吉里地闷，汪大渊则称古里地闷，这些也可以看出明代中国对西洋地区的认识，在元人的基础上又有了发展变化。
　　
　　至于对西洋各国物产的记载，三书可补《岛夷志略》的内容就更多了。《岛夷志略》所记海外物产品名的数量可谓繁多，据苏继庼的统计有350余种，[13]而三书对西洋各国物产的记录可补《岛夷志略》者，又多达100余种。其中珠宝类的如青米蓝石、昔剌泥、金刚钻、玛瑙、黑珀等；林木类的如白檀香、花梨木、观音竹等；果蔬类的如沙弧米、万年枣、芦荟、胡荽、胡萝卜等；禽兽类的如火鸡、马哈兽、珍珠鸡、飞虎、麒麟等；水产类的如马鲛鱼、鼍龙、神珠等，不胜枚举。尤为可贵的是三书的作者以细致的观察和了解，形象记录了西洋许多奇珍异产的详状，为人们展示了外部世界五光十色的精彩画面。比如，马欢记占城的观音竹“如细藤棍样，长一丈七八尺，如铁之黑，每一寸有二三节，他所不出。”[11]3记旧港的火鸡“大如仙鹤，圆身簇颈，比鹤颈更长，头上有软红冠，似红帽之状，又有二片生于颈中。嘴尖，浑身毛如羊毛稀长，青色。脚长铁黑，爪甚利害，亦能破人腹，肠出即死。好吃烧炭，遂名火鸡。”[11]18类似这样精彩的描述，还有如记满刺加所产的一种树脂称“打麻儿香”[11]23，以及当地常见的被称为“鼍龙”的鳄鱼；[11]25记在阿丹国所见，被马欢称为“麒麟”的长颈鹿。[11]58此外，《星槎胜览》也有不少这样的记载，其中如记龙涎屿海面上的抹香鲸所产龙涎香，[12](前集)27详细生动，也比汪大渊所记更为准确。《岛夷志略》“龙涎屿”曰龙涎香须合它香发之，方有香，不符合实际；以《星槎胜览》所记“焚之，其发清香可爱”为确。
　　
　　总之，三书对西洋诸国地理物产以及航海知识的记载，丰富而详赡，可补前人记述之缺，为增强当时国人的世界观念做出了贡献。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