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的历史思考

戈尔巴乔夫作为总统，在发表最后一个简短的电视演说之后，印有镰刀锤子的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悄然降下，苏联作为一个大国的历史划上了句号。
　　
　　苏联的解体，如同本世纪初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样，都是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苏联的兴亡，又一次表明，一种新制度的成长和成熟，总是伴随着无数曲折反复的历程。尽管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看，70多年也许只是稍纵即逝的一瞬。然而，在世界现代史上，它毕竟是一个不太短的时期。尤其在社会化大生产和新科技革命蓬勃兴起、落后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已成为历史潮流的当今社会，大半个世纪足以使一个民族经济腾飞和社会取得长足的进步。事实上，苏联在它的发展进程中确实有过辉煌的成就，它拥有丰富的资源，辽阔的国土，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国力。可是，这样一个曾经同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忽喇喇如大厦之倾倒，在很短时间内毁于一旦?对于这个问题，世人正在从各个不同的侧面进行研究和探讨。作为苏联史研究工作者，经常会在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十月革命的胜利，新生苏维埃经历的磨难和考验，列宁、斯大林时代的交替，斯大林体制的形成和强化，苏德战争的生死搏斗，战后美苏冷战格局的出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风风雨雨，戈尔巴乔夫改革使国家步步陷入泥潭，直至最后的解体，这一连串的历史进程所蕴含的丰富内涵，不能不引发出许多历史的思考。
　　
　　思考之一，苏联的解体和十月革命的历史合理性。近年来，苏联思想界一片混乱，除了那些赤裸裸的，有的学者把他们国内遇到的种种问题、危机和困难，归咎于十月革命，对十月革命提出了诘难，说什么十月革命犹如“潜入没有灌满水的游泳池去游泳”，是“唐·吉诃德式的行为”，是“俄国的悲剧”。这些言论，使我们联想起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和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考茨基等人的那场争论，其论据和论点如同一辙。历史已经裁决了论战的是非。事隔70年以后，为什么又有人要将十月革命看作一种“原罪”加以谴责呢?本来，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和苏联的解体有着迥然不同的历史根据。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懂得，不能把第一帝国的崩溃归咎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同样，也不能把苏联的解体归咎于70多年前的十月革命。
　　
　　关于如何看待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率先进行革命的问题，在这里只想强调以下三点：其一，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进行。革命不是涅瓦大街上散步，它总是不平坦的，有风险的。对革命家来说，不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盲目蛮干，搞冒险主义，固然是不足取的，但也不敢拘泥于去计算和对照某种条件的余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应当积极行动的时刻不敢行动或动作迟缓，同样是不足取的。革命家总是以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革命时机，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正如德国著名的革命左派罗莎·卢森堡所说：“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从它在三月爆发到十月革命)就其一般进程来说，是完全符合英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图式的。……革命自然而然地按上升线展开：从温和的开端发展到提出愈来愈激进的目标，与此相应，从各阶级和各党派的联合发展成最激进的党派的独占统治。”她又说：“一个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勇气、魄力、革命远见和彻底性方面能做到的事，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完全做到了。西方社会民主党缺乏的全部革命荣誉和革命行动能力都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体现出来了。他们的十月不仅确实挽救了俄国革命。而且也挽救了国际的荣誉。”①其二，俄国原先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沙皇统治极端黑暗腐败，世界大战进一步加剧了统治的危机，二月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后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又立足未稳，力量脆弱，政府舞台上各党派纷争迭起，布尔什维克党利用这一时机，发动武装，一举夺得了。诚然，由于俄国尚未进入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在俄国建立的客观物质条件是有欠缺的，“先天不足”的。然而，即使如考茨基所说是一个“早产儿”，那也应当承认，它毕竟是一个有生命的婴儿。人们的责任是要在后天精心抚养它，保护它，使这个婴儿成为健壮的巨人，而不是因为其“早产”而人为地否定它，抛弃它。
　　
　　列宁当年反复告诫说，俄国革命将是“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就包含这层意思。遗憾的是，苏联70多年的历程，未能完全弥补“先天不足”带来的缺陷。其三，从十月革命所处的整个世界历史时代看，那是一个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自由资本主义刚刚迈入垄断阶段，各种矛盾纵横交织，到处显露出资本主义贪婪、野蛮、凶残的阶级本性。资产阶级在压榨本国劳动人民的同时，还要通过对外战争，掠夺殖民地人民，以牟取最大限度的本阶级的私利。于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也就和战争伴随在一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这个庞大而虚弱的帝国陷于绝境，给革命冲破这个薄弱环节提供了机会，而帝国主义之间的互相残杀又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共同对付一国革命的胜利。于是，终于在一个国家里成为现实的社会制度。
　　
　　思考之二，必须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努力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现实的制度是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率先建立起来的。本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任务，可是，历史的发展却把落后国家的进程推到欧美先进国家的前头，而在这里，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小农在国内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文盲占人口的多数，社会化大生产的任务远未实现。所以，当俄国取得，走上道路以后，在执政的人面前，实际上同时提出两大任务：一是巩固，实行社会改造，一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实现现代化。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对于这一点，列宁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十月革命后不久，他就明确提出：“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最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就无从谈起。”②在列宁看来，“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③毫无疑问，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对落后国家来说，这个任务尤为重要而艰难。列宁期间，因忙于对付国内战争和恢复经济的巨大任务，还未能倾注全力去进行经济建设。至20年代后期，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才提上了日程。平心而论，斯大林对建设是相当重视的，他以高度的热情关注着国家工业化的速度和资金来源，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完成情况，他巧妙地利用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引进一大批先进设备和技术人才，他亲自提出许多工业化的方针和口号，倡导竞赛运动，从而使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多一些时间，就从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工业国。在此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17%以上，苏联用了十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五十年到一百年走过的路程，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基础，使苏联拥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这是它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物质保证。20—30年代，正当西方国家普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而动荡不安的时候，苏联却以勃勃生机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显示了的优越性。
　　
　　当然，苏联工业化过程中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片面发展重工业和不重视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重工业的片面发展严重压制了轻工业和农业的正常发展，高度集中而又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把大量资金和人才集中投向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的日用消费品和食品长期匮乏，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提高缓慢。在工业化过程中，苏联采取粮食和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等措施，广大农民承担过重的“贡税”义务，挖农民太苦，极大地损害了农民的积极性，使粮食和农产品的产量长期在低水平徘徊，又反过来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苏联依靠国家行政力量，一贯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在一定时期内较快地弥补了落后国家薄弱的大工业基础，促进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缩短了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但长期的发展比例失调，必须造成某种恶性循环，阻滞国民经济持续地高速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后，这个问题就已暴露，但一直调整不过来，成为一种痼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高科技的推广应用成为推进本国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苏联僵化的体制和发展经济的固有模式，坐失了新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经济迅速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并在同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竞赛中越来越处于劣势。从60年代起，苏联经济发展的增长势头就开始减退，进入70年代，更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到第十一个五年计划(1981—1985)期间，国民生产值的年增长率分别为51%、31%、22%、18%，经济发展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苏联经济发展速度的锐减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长期得不到满足，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的终极原因。
　　
　　思考之三，传统的观念和僵化的经济体制阻碍优越性的充分发挥。本来没有一个现成的固定模式。列宁有一句名言：生气勃勃的是群众自己创造的。这就是说，在实践中应当建立起一种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运作机制，它应当是一种最有利于发展生产力、解放生产力的体制。然而，世界上第一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却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以行政领导和国家统一计划为特征的体制，有人称之为行政命令型的体制，它从根本上违背了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苏联在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都同这一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苏联走过的道路来看，战时这种带有绝对平均主义色彩的高度集中的、以强制为后盾的经济体制，是战争环境下的产物。当时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都曾把它看作通向、的捷径，但战争一结束，现实迫使人们改变认识，调整政策。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审时度势，及时果断地实现由战时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试图建立一种能容纳多种经济成分，容纳商品货币关系的新的经济体制。尽管列宁对经济体制的设想没有完全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但他晚年对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商业、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等一系列论述，为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道路指出了方向。列宁逝世后，新经济政策虽然继续实行了若干年，但是以新经济政策作为探索道路的设想已经逐渐抛弃，当斯大林战胜各种反对派，尤其是严厉批判了有关建设的思想以后，为了短期内建立一种纯粹的，就急于变革生产关系，消灭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私有制成分，取消租让制合同，用强制手段消灭富农。当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和开展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以后，斯大林就直截了当地宣布，新经济政策已不再为事业服务，可以把它“抛开”了。此时，在斯大林心目中，已不限于所有制方面的“纯而又纯”，而且认为经济只能是集中统一计划指导下的产品经济，他把计划经济看作的固有特征，而商品、市场、价值规律等等东西，统统视为“异类”，视为必须加以消灭的资本主义祸害。这样一来，不是看是否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是否创造了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是否改善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而是看有没有建立起纯粹的经济关系。其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经济体制虽然排斥了一切资本主义成分，全面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成了无所不包的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东西，商品生产和流通被限制在极狭小的范围内，可是整个体制却越来越陷于僵化，国民经济各部门都缺乏动力和活力，使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应当承认，30年代苏联形成了经济体制，是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下的产物。实践证明，这个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它能保证集中使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解决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力求在最短时间内高速度地进行建设，在工业化初期，这种作用尤为明显。在国际环境险恶的情况下，这种体制也能适应备战和应战的需要。然而，当苏联的工业化任务基本完成，社会经济面临向效益型和质量型的方向全面转变，一国经济必须同世界经济接轨，世界经济向纵深发展，新技术革命浪潮迭起，提出经济管理科学化和决策民主化的更高要求时，这种主要依靠外部力量和强制政策以整齐划一的方式运转的体制，就日益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出现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利用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经济结构改革原有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是，斯大林晚年日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墨守陈规，看不到时代的新变化和原有体制的严重弊端，不仅没有作必要的改革，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原有的经济体制。赫鲁晓夫执政期间虽然对经济体制进行某些改革，如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取消农业机器拖拉机站等，但这些改革仅限于浅层次的调整和变革，没有触动原有经济体制的根基，正在酝酿中的在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和改革也因赫鲁晓夫的下台而告夭折。勃列日涅夫时期又不思改革，使苏联社会进入一个停滞的危机时期。僵化的经济体制严重地阻碍了优越性的发挥，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思考之四，缺乏民主，破坏法制，极大地损害了的声誉。斯大林时期生活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大清洗，错杀了一大批人，酿成大量冤假错案。冤魂的叫唤，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抹黑、毁坏声誉最有用的口实，也是使本国人民对信念发生动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纵然有某些客观方面的因素，而主要是斯大林的主观错误铸成的。其一，错误的理论指导下产生荒谬的肃反运动。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争论激烈，这些争论都是围绕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的不同看法展开的，由于夹杂着权力斗争的因素，使党内不同政见的争论变为你死我活的“路线”之争。当反对派相继失败，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斯大林仍经常把党内反对派人物视为“心腹之患”，他把建设事业和生活中发生的一些麻烦和不幸事件统统简单地归结为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得出了“愈益成功，则阶级敌人的反抗也愈益加紧”的错误结论，并称这是“列宁主义的著名原理”。于是，在这一错误理论的指导下，深挖所谓“人民的敌人”，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运动中又容忍种种不正当的刑讯逼供手段，大开杀戒，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几乎所有的反对派分子及大量无辜者都难逃厄运。其二，长期以来，苏联国家保安部门成了“国中之国”，不受法律制约，不受党和政府监督，这种体制和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是造成大量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正如美国进步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所说：“警察的专横权力是斯大林时代最大的祸害”。国家保安部门的权力恶性膨胀，势必出现层出不穷的迫害。这种现象与体制上的个人集权相结合，就不可避免地严重破坏民主和法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曾一度废除对犯的死刑，但40年代末以“列宁格勒案件”为开端，重开杀戒，重演大清洗的悲剧，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生活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中。因此，当斯大林一去世，恢复法制就成了首要的最急待解决的问题。赫鲁晓夫以巨大的勇气揭露了苏联历史上的阴暗面，了一大批冤假错案，他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功不可没。然而，赫鲁晓夫未能防止和克服因公开揭露这一错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致使他在20大的秘密报告至今仍被一些人看作是一切罪过的渊薮。苏联的解体，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为历史的错误付出的代价。
　　
　　思考之五，教条主义和学术领域的批判运动，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战斗气息和创造精神。苏联一向重视意识形态的工作，从20年代起，就利用掌握国家的有利条件，在国内外广泛搜集、整理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成立马列主义研究院和红色教授学院等专门机构，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研究工作。然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里，苏联长期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列宁逝世后不久，斯大林就开始了对列宁的神化和对列宁著述的教条式解释，在1924年秋关于“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在论争中已初露端倪。教条主义常常同个人崇拜结伴而行，随着斯大林在全党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日盛，斯大林需要获得列宁思想正统继承者的地位。并使列宁、斯大林的话具有“句句是真理”的权威性，于是，在30年代，苏联形成了一个新的造神运动。要造神，要树立神的绝对权威，就要整肃“异端”。从20年代末开始，苏联学术界许多领域相继开展批判运动，又大大地加剧了教条化的倾向。1931年10月，苏联《革命》杂志第6期上，发表了斯大林的文章《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给〈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的发表，使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已经开始的批判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在信中，斯大林点名批判了一名历史学家论述布尔什维克党斗争历史的一篇文章，并给他戴上了“”、“贩卖托洛茨基主义私货”、“托洛茨基主义的伪造者”等吓人的帽子，一下子把学术问题变成了问题，把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变成了敌我问题。尤为严重的是，这是第一次由执政党的领袖直接出面发表专文批判一名学者，对学术问题作出上的判决，不能不造成极为严重的消极后果。受批判的这位学者被，《革命》杂志被责令停刊，所有准备出版和已经出版的历史著作都必须根据这封信的精神进行审查，在史学界掀起一场声势宏大的批判运动。接着，批判运动很快越出了史学界，在整个学术界开展起来，使一些领域原先已有的批判运动急剧升级，也使一些原先沉寂的领域卷入漩涡，哲学界、文学界、法学界、医学界也不能幸免。批判运动又反过来大大强化了教条主义，党的领袖的话成为辨别真理的唯一的和最后的标准，使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陷入死寂和僵化的状态中。
　　
　　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11月，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布)特设委员会编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由于当时已形成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时代氛围，《教程》一问世，就被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的百科全书”。在国内外大量印行，广为流传。《教程》突出的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对史实任意剪裁，开创了按需要篡改和歪曲党史的不良先例。为了神化斯大林，书中隐瞒了列宁对斯大林曾作过的所有批评，把斯大林描绘成一贯忠于列宁，并被列宁瞩意的党的事业的继承人；而托洛茨基、等则被描绘成自始至终都是面目可憎的阴谋家、野心家，通过歪曲史实，贬低和丑化一群人来衬托一个人的伟大，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最起码的要求。其二，书中包含许多武断片面、教条气息浓重、掺杂着明显的“左”的色调的错误理论观点，如为大清洗提供理论根据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只讲斗争，不讲教育，只讲决裂，不讲团结，只讲无情打击，不讲治病救人的党内斗争理论；只讲生产关系变革，盲目求快求纯，超越发展阶段，急于向过渡的理论等等。《教程》这些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错误观点以及被歪曲的史实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斯大林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教程》被当作千百万员必读的教材和所有国家闹革命搞建设必须遵循的范本。它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格外严重。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虽然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也恢复了本来面目，然而，在意识形态领域内，长期存在的教条主义依然严重禁锢着人们头脑。本来，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有强大生命力的科学，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教条主义却窒息了它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探索性，变成了一个陈旧的封闭的体系，使人们对不断涌现的新事物麻木不仁，对遇到的新问题束手无策，在奔腾的时代潮流面前墨守陈规，固步自封，于是当一些错误思潮涌来的时候，原有的意识形态的堤坝很快倒坍了，这也是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
　　
　　思考之六，大国必须妥善解决。由于历史的变迁，在原俄国辽阔的疆域内，居住着大小100多个民族。长期以来，沙皇统治在国内实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政策，大俄罗斯主义肆虐。沙皇俄国历来有“各族人民的”之称。十月革命以后，各民族独立运动普遍高涨，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许多民族地区的斗争中存在着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加上外国势力的武装干涉，使各民族地区的斗争错综复杂。在整个国内战争期间，俄共(布)统一领导和组织在全俄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军事上、经济上、上的互相支援，以战胜共同的敌人，并相继在各民族地区成立苏维埃共和国或自治共和国。国内战争结束后，各民族国家又共同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同外部世界谈判、交往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十月革命后，列宁根据俄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也改变了原先建立单一制国家的构想，主张用联邦制国家的结构形式，把资产阶级革命斗争、解决和各民族发展这三项任务结合在一起。为了保卫年轻的苏维埃，防止各民族的分裂，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遂于1922年底成立了苏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各民族共和国主要出于共同对敌的斗争需要，建立了联邦制的国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也应当承认，建立联盟的若干条件是有缺陷的，主要表现在各共和国之间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在较长时期内难以形成全国统一的机制，以保障各民族共同的经济利益；数百年以来沙皇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民族隔阂和对立情绪根深蒂固，一时难以消除；潜藏在人们头脑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还经常表现出来。这说明，当时建立多民族统一的联邦制国家存在着某些先天的不足。
　　
　　列宁生前曾对党内大俄罗斯主义的表现进行过严厉的批评，然而，苏联成立时，他已卧病不起，对联邦制内部各民族间相互关系的准则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他已无法过问。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是一个高度集中的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各民族国家的自主权、自决权受到严重的侵害，加上斯大林在处理上的严重失误，使不断积淀下来，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掩盖了的爆发，严厉的压制手段使少数民族的对立情绪暂时隐藏起来。斯大林和他以后的历届领导人无视客观存在的，却盲目称颂苏联已经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关系，形成了一个“不同民族人们新的历史共同体”，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有了适宜的气候，就会不可遏制地爆发出来。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提出了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引发了原先潜藏着的。当矛盾暴露出来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又未能采取适当措施予以妥善解决，往往采取堵和压的办法，或者以羞羞答答的让步企图缓解矛盾，然而，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又催化了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最终导致联盟的解体。
　　
　　思考之七，苏联解体和戈尔巴乔夫的历史责任。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此时，世界时代已发生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苏联这艘超级大国的航船上仍满载着军火弹药，人民生活水平远远落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后面；包括中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都在实行改革，改革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苏联原有的僵化体制使整个国家运转缓慢，效率低下，严重，领导层老化。这就决定了戈尔巴乔夫受命之时，必须实行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和跟上时代潮流。苏联的改革，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而更为艰难：其一，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建立了半个世纪，它已渗透了到经济、、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人民对市场经济的观念极为贫乏。人们虽已觉察到旧体制的弊端，但已习惯于在旧轨道上行走，要从体制上，人们的行为规则上和思想观念上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决非易事。而况，改革如何进行，新的目标模式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其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它的军备竞赛等方面可以同美国相抗衡，人民生活水平虽然比较落后，但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已普遍达到小康以上水平，这样，人们对改革的期望值普遍较高，一时难以满足，群众无法从改革中很快得到实惠，就使改革难以获得基本群众的充分支持。戈尔巴乔夫作为这艘航船的船长，在领导改革中又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的导向，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四伏，最终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就戈尔巴乔夫的主观错误而言，主要表现在：1当经济体制改革受阻，无法深入的时候，匆忙转向体制的改革，经果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舞台上的地位和权力的再分配又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2提出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使各种努力和意识形态在国内抬头和流行，戈尔巴乔夫本人又在复杂的较量中节节后退，一步步放弃阵地，直至自动放弃的领导地位，鼓吹所谓“民主的人道的”，否定的专政的制度，企图全面移植西方国家的体制，结果却诱发和导致了经济、、民族和社会的全面危机，使整个社会陷入极为严重的失控状态。3长期以来，苏共没有搞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在思想方面，教条主义严重，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能正确地解释当代世界和国内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制订正确的思想路线、路线来指导现实，使党完全缺乏战斗力；在组织方面，长期党政不分，不注意处理好党与政府、群众团体和社会各阶层的关系，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又未能建立起正常有效的制度，实现新老干部的交替；在作风方面，、特权现象严重，不关心群众疾苦，脱离群众，员也不能很好发挥先进分子的作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没有致力于加强党的建设，改善党的领导，却是不断削弱党的领导作用，无原则地放弃许多阵地，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涣散广大员的信念，瓦解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于是，当苏联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时刻，国内和党内反对派的势力却日趋强大，因而无法形成改革所必须的稳定的和社会环境，西方国家乘机加紧实施其的战略，东欧一系列国家先后发生剧变，又给苏联形成巨大的冲击波。以“8·19”事件为转折点，苏共竟被一纸法令，不战而垮；戈尔巴乔夫作苏联最高领导人，也失去了原有的权力和威信。戈尔巴乔夫无力换回苏联，也无可挽回地从最高宝座上跌落下来。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我执政的最后日子》中说，在举行一个简短的告别演说和新闻发布会以后，“再也没有象别的文明国家那样，举行其他仪式来向苏联总统告别了。那些前苏联共和国，现在是主权国家的总统们(其中大多数与我有多年亲密、友好的关系)，在那些日子里，没有一个来莫斯科，甚至也不给我打电话。”苏联既已覆亡，戈尔巴乔夫当然也只得成为形影相吊的孤家寡人了。